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杨春贵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根本方法，是我们从事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锐利思想武器和看家本领。越是处于重大历史关头，哲学就越加显得重要。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途径。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系列重要讲话，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变革的先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攻坚期，社会生活许多领域呈现矛盾凸显期，新问题多，深层次问题多，两难选择问题多；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这种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切实提高处理复杂问题、应对复杂局面的战略思维能力，切实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要针对新的实际，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特别是学习和掌握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反对、防止和克服一切形式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从民族复兴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

    李君如

    我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总是把它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中去考察和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这样来定义党史，把党史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中去考察，就可以更好地认识党史，包括能够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成就和失误。特别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在阐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时，指出这一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各种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经提出，就和抗日战争这一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历史实践相联系。因此，毛泽东强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以要在“共产党员”之前加上“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这样的定语来修饰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特点，在当年主要针对的是王明的所谓“国际主义”，但其意义又不局限于同王明的区别，而是深刻地告诉我们做什么事，包括在中国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首先搞清楚“我是谁”这一基本问题。所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线索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更符合当年的历史实际。

    再往前追溯，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早期共产党人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今天，在党和人民长期奋斗下，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了。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在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明确把这一新思想定性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这对我们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想指南。

    根据这样的认识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线索。这个视角、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民族复兴视角”“民族复兴线索”。从这样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迎接全新先进文明“成长初期”的挑战

    李德顺

    7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应该已经度过了“成长的烦恼”期，而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可能正是创造一种全新的先进文明的“成长初期”。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在这样一个新的“成长初期”。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是复制昔日的辉煌，只能是挺立新时代的潮头，面对前所未有的境遇，开拓前所未有的境界，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肯定会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变数和风险，需要一路上不停地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与考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正在真真切切地体验着“成长的烦恼”。唯其经历了这样的“烦恼”，才有真实的成长和成熟。

    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不失本心，正确对待，敢于探索，善于坚持，那么其间的“烦恼”，都将换得未来的欢乐！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我们的前景必将更灿烂

    张维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以实现工业化为特征的伟大民族复兴，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确定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现代化建设方针。中国的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我们通过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三十而立”，为后四十年国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的40年，可以说是实现了“四十而不惑”。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根据购买力平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具有世界最大的也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住房自有率也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中国还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基本实现了全民的养老和医保，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美国还做不到。

    不管我们今天还存在多少问题，我们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自信起来，有再多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的模式无疑还在完善之中，但即使是现在这个水平也经得起国际比较。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前行，我们的前景必将更加灿烂。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

    应紧扣时代脉搏构建新叙事

    姚洋 席天扬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离不开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现实感、有价值的理论，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密切相联。学者的研究自有其视野，学术研究成果不等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理论，但学术应该呼应时代脉搏，以社会现实的重大关切作为问题的聚焦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学术理论界在树立理论自信、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话语体系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尽管当代包括哲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在方法论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并在不少领域获得了国际影响，但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理论界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仍以对局部问题的实证或政策性研究为主，缺乏对于重大基本理论命题的关注。

    更严峻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面临一种理论“失语”的尴尬境地。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术语因其与现实脱节而显得缺乏解释力和吸引力，迫使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从当代西方主流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寻找理论概念和解释框架。这就造成两个结果：其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以对西方主流学术理论观点的验证或回应作为其学术价值的锚点；其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结论往往需要以西方主流学术理论观点作为其评判的尺度。

    一个“失语”的话语体系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学术理论界需要在中国问题和中国模式上发出声音，构建具有理论自信的新叙事。这种新的理论话语，需要以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为首要原则，同时，又不回避西方主流理论的概念和话语，而是积极进入其中，发展与之对话和辩论的“交互理性”。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政治学助理教授）

    青年学者要做人民所需要的精英

    石仲泉

    新春喜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华诞。庆生，作为做儿女的都很高兴。在庆生时，我们做儿女的衷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将新征程的奋斗历程推向前进。

    为此，我寄语青年学者在新的一年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不忘初心，担当历史责任。人生在世，最初都有一颗圣洁的心：要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将青春献给祖国，为人民做出一番事业。步入社会，要始终保持这颗圣洁的初心。这就要抵挡得住各种诱惑，扛得住方方面面的压力。铁肩担道义，青年后学要把握好主义和利益的博弈，始终坚持主义第一。

    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守正创新。70年取得的成就，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今后还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创新，有所作为。但思想解放不是不守规矩，任性胡来，而是需要守正创新、厚德、尊重科学。

    三是坚持刻苦钻研，积累精深。立志做大学问，就要吃得苦中苦。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这是激励、鞭策做学问者的格言。大师况且如此，我辈岂能懈怠! 钻研学问一定要深，著述努力成为深邃的思想结晶。

    四是坚持不忘人民，不做精神贵族。做学问者，无疑是知识分子，甚至被视为精英。但是，我们都来自人民。不忘初心，包括不忘这个根本。决不能因为有了点学问，做出了点贡献，就飘飘然。这就可能走向精神贵族，被老百姓视为异类。青年学者既要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又要始终不忘人民大众心。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精英，也才能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理论最是要先行

    ——作文四章

    梁衡

    穷思默想有新悟，挥笔洒墨写真经。

    学术本色求未知，理论最是要先行。

    老树开花沐春风，旧题贵在翻新声。

    文海后波推前浪，君看潮头弄旗人。

    文如春柳看初绿，莫折旧枝送新人。

    炼意炼句他山石，惜墨惜名自重情。

    文章从来无中求，耻踩前人脚印走。

    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捡起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陈 晋

    党史研究在1990年代以后，逐步从热门的“显学”，变成了必备的“常学”。“常学”好不好？好！社会变化很快，实际上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总难免回头看一看，但往回看不是往回退，而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毛泽东有句话，“看历史会看到前途”。回望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握紧未来的“钥匙”。这把“钥匙”里，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一路的风景如何，有什么规律，最后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去这样一些问题的“密码”。这就是“常学”的价值所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大的历史节点上，党史这门“常学”发挥的作用就更明显了。

    历史的逻辑在于，今天我们怎样看前人，后人就会怎样看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与事件？我想正确的历史态度应该是深入分析那个时候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些事情，如果没有当时的积累和成就，我们今天就很难做起来；有些事情，当时也开始在做，由于条件的变化，我们今天做得更好了；有些事情难免那样做，做了以后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些事情可以不那样去做，但为什么又那样去做了，留给我们什么教训。这样一来，历史就真正成为了前人精神、经验、智慧和知识的百科全书，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教科书。

    再延伸一点，我们今天强调的文化自信，怎样体现出来？就看你怎样对待历史，怎样从今天的角度来对待历史。在捡起打开未来大门的那把“历史钥匙”的时候，是不是看清了“初心”和“使命”这两个“密码”。

    （作者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要把《中国通史》编撰提上日程

    张海鹏

    2019年新年刚过，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挂牌。党中央做出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送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礼物，是送给我国历史学界的礼物。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指出：中国历史研究院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是对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年祝愿和鞭策。

    我国历史学界应该回应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祝愿。如何回应？我说点感想。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世界各国相比，不遑多让。虽然近代我们落伍了，但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沉沦”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大大提升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上升”趋势明显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终于在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环顾宇内，在不安宁的世界上，唯独中国社会呈现祥和的发展局面。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走得踏实。

    回首几千年，我们现在有条件来总结我们走过的历史。我想应该把《中国通史》的编撰提上日程。中国历史研究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今天重新编写中国通史的条件应该已经成熟。我们要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道路、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特点、人文内涵展现出来，要探究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特点与其他文明究竟有何相同和不同，中国历史何以有今天这样的独特性，要为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寻找出合乎逻辑的、有史料证明的历史根据来。

    新年伊始，作为史学战线一个老的追梦者，发表这样一点感想，就教于各位朋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

    探究“双服务器格局”的确定性

    王文

    在发展方式上，中国正出现从传统动能拉动到新动能驱动的转换。但在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下，中国能否持续地发掘新动能的优势，尤其是在技术更新换代率加速的进程中，长期保持世界前列，而不是“昙花一现”，并不容易。

    在人民生活上，中国人生活轨迹正在发生从内涵到目标的质变。全面小康社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人均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消费在多元化和升级，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快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精神风貌、道德水平、教育能力、民众感知是否能够普遍实现大幅度提升，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

    在空间格局上，中国正在呈现从人口迁移到本地崛起的布局转型趋势。中国区域发展呈现由不平衡向趋于平衡、由不协调向日益协调转变的良好态势。但传统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要完全弥合，全面消除贫困，确保风险防范成功，生态环保不倒退，与此同时，实现祖国统一，解决边境与领土争议，这些仍需要付出相当艰辛的努力。

    在治理体系上，中国正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系统优化升级”。始终保持一套高效有力的文官和武官系统，杜绝冗余、增加稳定性、提高运行效率，构建文明型国家“生命体”的治理体系运行，需要长期不懈的有效党建、反腐、军改等一系列大幅度的“优化”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长治久安，所有大国不是中国可复制的榜样。

    在世界地位上，中国正在完成国际跟随者到世界领衔者的角色转换。原来，在全球版图中占面积很小的大西洋两岸区域，在充当全球经济网络中唯一的“服务器”，世界其他地区都需要先与之发生经济联系，才能“接入”全球。这些年，通过多场主场外交，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新崛起的“服务器”。但从世界历史与世界格局的纵横“大坐标”来看，“单服务器格局”到“双服务器格局”是否会出现更严重的冲突与对抗，仍是不确定因素。

    对持续崛起70年之久的中国而言，未来要做的工作，已不再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中国本身的发展与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长期中高速或至少是中速增长，才能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而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努力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使中国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崛起之路。当下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未来值得期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