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题为《论持久战》的演讲，历时9天。第一次开讲不久，他就宣布了党的成立纪念日：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1周年。

事实上，当年举行的抗战周年及中国共产党17周年纪念活动采用的是7月1日到7月7日纪念周时间区间。除了明确“七七”是抗战周年纪念日，并没有明确“七一”的历史定位。但此后两年，“七一”纪念日在党内渐成共识。1941年6月底，中央发出指示明确当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这就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确定“七一”是党的成立纪念日。

一次特殊的采访

谈到“七一”纪念日的确定，不得不提共产国际为中共成立15周年举办庆祝活动。

作为除苏联之外唯一拥有自己军队的无产阶级政党且局部执政，又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砺考验，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业绩足以傲人。适逢共产国际“七大”对国际共运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布“八一宣言”，被树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榜样。会后，共产国际决定翌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举办纪念活动。

1936年6月至8月间，相关庆祝活动在莫斯科举行。同时，共产国际还要求各国共产党举办“声援中国人民日”等活动。8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随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去贺电。相关举动在国际共运史上均属首次。

1937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主旨报告。他宣称，站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已锻炼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报告虽未明确将“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但在这一天作关于中共党史的报告确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此外，还有一场特殊的采访，客观上使对党的创建历史进行正本清源变得势在必行。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宣传封锁，中共中央通过向宋庆龄吁请，促成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近10个月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也来到陕北。西方记者报道“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国际的正面影响。

当时，斯诺夫妇采访到了毛泽东、董必武，在涉及个人生平时自然谈及中共创建及中共一大的历史情况。显然，毛泽东和董必武事先并没有就此沟通，二人有关中共一大开会时间的记忆各有表述。毛泽东对斯诺追述：“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董必武同海伦·斯诺会谈时则是这样说的：“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的“五月”说，可能记的是农历。中共一大原定于当年6月中旬召开，而那年7月5日是农历六月初一。不过，因为要等各地代表到齐，一大推迟至7月23日才正式召开，那天是农历六月十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根据斯诺的记述，毛泽东认同将中共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

“八一”催化“七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就十分重视发起组织各类纪念活动。有人作过梳理，大体可分为对国际共运重要人物、事件、节日的纪念，对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节日的纪念以及对中共自身重大节日、重要事件、革命先烈的纪念。其中，对“七一”建党纪念起到历史催化作用的，理应是“八一”建军纪念。

西安事变后，形势突飞猛进，国共合作的前景看好。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通知，决定广泛征集史料、编辑10年来全国红军战史，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10周年。但当1937年8月1日来临之际，延安却中断了数年来几乎持续举办的纪念活动。个中缘由不难理解，“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鉴于形势危急，及时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宣布取消苏维埃运动，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此后，着手推进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事宜。这种情形显然不适合再举行工农红军的建军纪念活动。

不过，步入1938年后，“八一”纪念转而凸显反帝和抗日的内涵，发掘“八一宣言”历史，强调坚持抗战、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这一纪念转型对“七一”纪念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之际，军队实现重大的历史任务转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理应加强。诚如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至为关键，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由此，确立党的成立纪念日，成为“认识自己”的必要举措。

在主客观条件逐步具备的情况下，只留下一个问题：毛泽东是如何将记忆中的“五月”改为“七月”的？在毛泽东提出“七一”纪念日之前，除了董必武的回忆外，中共一大代表的相关忆述以及相关历史文献也多将中共一大锁定于1921年7月。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毛泽东那几年正在读李达的辩证唯物主义译著，加之何叔衡的牺牲、张国焘的出逃叛党……几位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际遇，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并激活了毛泽东的建党记忆。

无论是何种原因，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建党纪念日定于7月的首日。一年之中、新月之首，既照应中共一大开幕的当月，又便于记忆推广，称得上高瞻远瞩、寓意深厚。

（吴海勇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为什么是上海·理想火种

在上海，完成思想洗礼

主持人：上海，人们往往看到它的时尚摩登，然而奔腾在其骨子里的是一股红色力量。

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刊载《大同学》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21年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在上海。

熊月之（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研究员）：近代上海一直是中国先进出版物的中心，从晚清到民国，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至少有75%的新出版物在上海出版。所以，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上海出版，是历史的必然。

主持人：中共二大会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就诞生在这里。这儿原本叫辅德里，625号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的寓所。

尤玮（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党支部书记）：同时，它也是人民出版社最早的编辑部旧址。当时李达是党的宣传工作的第一任负责人，在他的寓所当中编辑出版了大量的进步书刊。

主持人：从中共二大纪念馆走出不用10分钟，就能到南昌路100弄2号。这就是著名的老渔阳里，是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者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摇篮”。陈独秀曾居住在这里，将《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传社会主义的喉舌。

1920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这年夏天，他与陈独秀作了长谈。毛泽东后来回忆：在我人生的关键时期，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也正是在上海，毛泽东作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判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此他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思想一经启蒙就如燎原之星火，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上海完成了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从国内外无数的“药方”中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的那一张，历史就此掀开了新的篇章。（吴海勇）

（王珍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