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民主政治失灵、社会问题突出，一度在中国盛行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民主理论、普世价值理论等思想理论也渐渐失色。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也让我们对指导自身实践的理论越来越自信。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注理论、重视理论，从来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自娱自乐，不是孤芳自赏，甚至都不主要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要看它指导实践是否管用，是否能“改造世界”，并且改造出一个好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就背后，实践辉煌的背后，是理论的成功、是理论的伟大。

中国理论的成功，来自于其内在的人民性、科学性、开放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广泛集中人民群众智慧；切中时代脉搏、顺应发展潮流；遵循客观规律，把握事物本质；立足中国国情，紧密联系实际，有效指导实践……这些都是中国理论的独到之处。

那么，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有什么特色？中国理论为什么能行？与西方理论的比较优势在哪里？中国理论发展创新具有哪些世界意义？我们邀请权威专家进行研讨。

研讨嘉宾：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许耀桐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胡家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龚云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范明志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 周永生

中国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对比

许耀桐：一度在中国盛行的西方理论正在失色

就政治理论领域而言，西方久负盛名的三大民主理论，即一人一票的普选理论、多党竞争的政党理论和议会决策制度，开始逐渐褪去了鲜艳的色彩、失掉了炫目的光环。

我们不妨具体地来看看。例如，西方式的民主竞选，竞选人要胜出，主要靠吸引选民眼球的漂亮政纲。竞选人是否真正具备治国能力并不重要，只要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就行。又如，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竞争，虽然各政党都声称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彼此又因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争权夺利，为自己能够上台执政而相互对立倾轧，彼此之间极尽抹杀污蔑之能事，日益造成社会的分裂。再如，西方式的议会决策制度中，不同的议会党团出于党派私利的考量，对本来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决策任意否决，造成了空转和久拖不决的僵局。这些情况，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引起了深深的忧虑，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

西方思想理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究竟为什么？这就需要先弄清楚，什么叫理论？理论是指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事物，形成了比较系统化的认识。它运用语言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形式，进行推理，得出结论。通俗点说，理论就是讲道理，辨明是非曲直，使人们获得对某一事物和问题的阐释、理解。

既然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自然界和社会事物的内在关系和发展规律，所以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而错误的理论则是失败的前奏。什么样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呢？第一，正确的理论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实际；第二，正确的理论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第三，正确的理论也要与时俱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

即使有了正确的理论，还要注重运用理论的科学方法，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两点：首先，和世间任何的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一样，任何理论本身也都含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要区别什么是普遍性的认识，什么是特殊性的认识，不要混淆在一起；其次，一切理论都是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运用任何一种理论也都必须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决不能刻舟求剑、生搬硬套。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后，我们就丝毫不奇怪，为什么西方一些看似绝对正确的理论，必然会在中国退场。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西方的理论我们已不再盲从，也不再搞教条主义了。比如说，我们要推进民主政治，但是，是否一定要采取一人一票、直接投票选举的形式，那就要看具体情况了。事实已经证明，在经济和文化都不发达的国家里贸然推行西方式的直接民主选举，带来的不是和平和稳定，而是战争和动乱。正因为西方国家自命不凡，把自己的理论发明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到处适用的，才遭遇了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滑铁卢”结局。

辛鸣：中国理论遵循规律，抓住本质

中国理论最大特点就是遵循规律，抓住本质。理论本身不能自相矛盾，也不能名不副实，更不能发生异化。理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是什么？必须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中国理论在形式和实质的问题上，更加注重实质。

例如，西方国家总是向全球推行西方民主。诚然，西方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是人类进步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这一点不容抹杀，我们也不会抹杀，但是这个成果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优的。如果将西方选举民主当作人类民主的唯一形式，不仅会犯历史性错误，还会自食苦果，自讨苦吃。美国曾经在二战后将其民主形式推广到世界各地，但凡是照抄照搬的全都后院起火、叫苦不迭，甚至现在连美国自身也感觉到其民主理论的失败或失灵。西方选举民主只是在选举之时把人民动员起来投票。选举过去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就休眠了，要想再做主，只能等四年之后。而中国的协商民主，把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在政治发展的全过程。既然民主的着眼点是让人民参与政治，那么民主参与就不能是一时一地的，不能只是选举之时，而应是全过程的。政治参与不仅仅有选举一种形式，更要有平时、日常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等。这种民主理论的创新，着眼于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更有效。

中国法治理论同样如此。西方法治理论最大的特点是讲究程序和形式，甚至把其作为法治基石。法治发展中的程序和形式当然很重要，但形式永远不能替代内容，把形式等同于内容就是本末倒置，就是忘记初心。法治精神真正可贵的是实质公正，而不能只是形式公正、程序公正。如美国的辛普森杀人案，判案法官公开承认，美国人民都知道辛普森有罪，连上帝都知道他有罪，但是法律没有看见辛普森有罪，所以法官只能判定辛普森无罪。一些法学人士不遗余力吹捧这一案例，殊不知这样的法治已经变味，只会让人民远离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而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体现的正是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科学兼顾。

范明志：中国法治理论完善了法治的人民性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直在探索与发展之中。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决定既提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勾画出了基本框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人类法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发展及其先进性向世界证明，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法治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己任，他没有自身的利益，也从来不固化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这不但消解了人治的质疑，更使法治的人民性得以彻底的彰显。而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从严治党，更是以法治的方式保证了党的人民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更是以法治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法治的人民性。法治的两个基本要素，“制定良好的法律”、“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使传统法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为法治增添了实质性的内容要素：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像一种权力游戏规则，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则为这个游戏规则增加了人民性这一实质性的内容，从而实现了人类法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现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性

评价一种法治理论的优劣，不仅要看自身的体系性和完善性，更要看它对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与中国现阶段国家治理相适应的一种理论。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更有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点与优势。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当今主要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是我国与西方相比所具有的最明显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更加讲究整体性，以社会为本位，更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容易建立整体性的发展目标，协调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更有能力解决地区发展之间不平衡的矛盾，并将实现整体性目标的成果惠及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个人权利，往往以个体为本位，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通过个体的发展来实现整体的积累，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从每一个国家都有对自己发展模式选择的角度来讲，两种发展模式并没有对错之分，关键是看能不能发挥出自己所选择模式的优势，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是要提高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并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共同推进，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契合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妥善地处理了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既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使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得到法律活动的支持，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权益与福祉。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还表现在对社会生产力最新发展的响应上。比如，在当前信息化社会背景下，我国比西方国家更早更系统地提出并建设司法信息化，尤其是网络司法公开，我国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事实上就是为国家治理设立的总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将为实现中国梦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性，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优势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古今中外，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法治既不是完美的，也不是万能的。法治的不完美性，即来源于法律自身的缺陷。比如，僵化性、抽象性和教条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成本；法治不是万能的，首先表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需要法律来调整。例如，道德领域、慈善领域中的某些关系，其次表现在法律调节局限的权利义务关系上，对于更高思想层次的关系，如奉献、信仰等关系，法律则无能为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克服了传统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局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和法律都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作用。在社会管理上，二者既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又相互独立，各有千秋。而且，我国在历史上也有德法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扬德治的优点，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优势体现。

同时，以德治国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提供了方式上的正当性。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首先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体系是比一般法律法规更严的行为规范体系，其主要表现是执政党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和政治要求。如果党内法规体系等同于一般法律法规体系，那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也难以形成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说服力。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也佐证了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正当性。

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而不断发展完善。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发展过程当中也必然遇到各种观点的碰撞、理论的争鸣，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自信，面对各种质疑、争议，我们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根本适应性，牢牢把握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以更宽阔的视野、更长远的目光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责编/周素丽 肖晗题 美编/李祥峰

理论自信的底气从哪里来

龚云：理论自信的民族传统与实践根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吸纳了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追求人类的理想社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吸收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不断进步的源源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安邦济世思想，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等。这些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时代条件对这些思想加以继承和发扬，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如“与人为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思想，就是对儒家文化中“吾日三省吾身”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等理念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和合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国人民可以满怀自信地走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支撑，一定能够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坚持理论自信，不仅来源于民族传统，更来源于实践的证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相继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引导中国取得辉煌的发展成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实践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这是我们理论自信的实践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来自实践，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实践，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牢牢占据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

中国的成功，使中华民族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挨打的局面，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存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焕发了新的青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从实现总体小康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继续得到发展。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在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前进，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许耀桐：中国理论注重人民性、创新性、应用性

中国理论注重于人民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宗旨和光荣职责。中国理论始终强调，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干部，无论何时都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执政之基，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力量。在理论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积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帮助人们干好事业的社会氛围。要广泛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要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决策和工作的全过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决策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呼声，在群众的实践活动中接受检验并完善决策。

中国理论注重于创新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理论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而且一直强调理论创新，例如在经济领域，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纠正了超越阶段的冒进发展；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放弃了无所不包也无法实现的计划经济；创新性地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理论，调动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创新理论。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能够像中国这样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国家少之又少。

中国理论注重于应用性。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才能使理论获得广泛的应用并取得成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既要精通理论，更要应用理论，而精通理论的目的也全在于应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确立了“实践标准”，使实践成为衡量理论是否有用的尺度。因此，中国理论必须随时适应运用的需要，有用的要坚持和发展，没有用的就要改变或废除。而西方理论进入其他国家后，往往空谈抽象的概念、定义、理念，并将其经典化、模式化，离开实际的运用，根本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以上中国理论的优势，归根到底在于，中国理论立足于本国，易接地气，显示出强大的理论自信。当然，对于西方理论我们也不能一味排斥，需要认真地学习借鉴和吸收，但这样的学习借鉴和吸收，一定要建立在对我们自身的理论自信的基础上。

辛鸣：中国理论彰显中国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一系列理论突破，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

中国理论时刻彰显价值。理论不只是逻辑的推演、话语的罗列，理论说到底是价值观的体现。例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社会主义”，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这既是通过“市场经济”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好东西拿过来，又是通过“社会主义”把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不好东西剔除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济人”假设。市场中存在的每个个体都是“经济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通过每个人自私自利，达到全社会的福利改善。这个理论不能说错，从全社会来看，普通老百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对社会做贡献，可以理解。但是别忘了，中国社会除了有十三亿多普通百姓，还有近九千万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逻辑，党员干部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是“信仰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里面，不仅有“经济人”假设，还有“信仰人”假设。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西方强调“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是中国理论强调政府要积极有为，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的政府，政党是为人民的政党。所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彰显了中国的价值。

中国理论顺应趋势、遵循规律、彰显价值，这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理论是科学的、管用的，是好的。

胡家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一系列理论突破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新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凝结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同时也将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与时俱进和开放的品质。首先，它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也不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教条，而是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解剖变动不居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得出符合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其次，它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修正、发展、完善已有的认识，使其不断逼近客观现实和真理。对价值规律、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的认识，都经历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不断适应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过程，并逐渐凝练出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原则，成为新实践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开放的胸襟，能够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科学分析方法和理论观点，例如数量分析方法和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观点都被引入进来，成为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都否认社会主义能够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未来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的分配将“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列宁虽然后来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苏维埃经济中引入了商品、货币和交换关系，但他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看法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是一直被视为水火不相容。然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其优势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生成新的更大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从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一步步深化。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论断，这一论断科学总结了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质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命题，它源于实践，又不断为实践所证明，并保持与时俱进和包容开放，成为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指南，这是我们理论自信深厚的科学根基。

责编/贾娜 周素丽 杨鹏峰 美编/李祥峰

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

辛鸣：中国理论自信背后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优势

理论自信最后还落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

西方理论，包括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有一种模式，只能有一个中心，整个世界是围绕西方展开的。近现代以来，西方是宗主国，其他地方是殖民地；20世纪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享受全球市场的资本增值，其它国家为西方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所以整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也不能是平等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通过所谓“普世价值”把西方的价值推向全世界，不是出于价值观的偏好，而是基于利益的驱使。

但是中国有不同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根植于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个世界不论大国小国，都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是命运共同体的缺憾。中国倡导文明的多样化，认为并不是只有中国好，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是只有一家独大，而是丰富多彩的百花园。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这样的价值理念，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构想，让世界更加丰富多样，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化的一元状态。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体现在世界观的贡献、方法论的贡献，思维方式的贡献，这是理论最深层的东西。“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的理论，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对整个世界都是有价值的。

西方的“普世价值”号称对世界都管用，但事实上，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一些国家区域性适用的价值，西方想把自己的价值向全世界推广，导致其他国家的动荡不安。中国强调“特色”，这“特色”背后反而更具有公共意义和普遍性。因为这一特色看似是中国着眼于自身发展，实际上遵循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体现了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号称“普世”的并不普世，宣称“特色”的反倒具有公共性，这一“悖论”的背后其实是思维的高下之分。

许耀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推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理论总起来，也就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理论体系，毋庸置疑具有世界的意义。早在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就提出“北京共识”，他把中国理论对于世界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第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第三，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雷默认为，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体现了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尽管雷默所说的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尚不深刻全面，但重要的是，他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理论是有其世界意义的。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众所周知，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尝试着走向社会主义。在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半个世纪中，世界上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具有致命弊端，最终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在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时候，唯有中国奋起改革，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生。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作用。

二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并且取得改革和发展的成功，说明这个理论体系完全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增进幸福感，有助于增强国家责任、提高效率和完善国家制度。今天，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或低速徘徊、滥用民主和无效率的困境，以致弗朗西斯·福山批评西方国家缺乏问责机制和治理效率，可以从中国获取经验。这样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能为国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具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保证尽快落实重大规划，完成重大任务。

三是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意义。世界上还有不少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它们原以为都要向西方国家学习，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在碰壁之后发现，应破除迷信，像中国那样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在它们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国情，中国致力于消除贫困，更加强调公平正义，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对它们也就更具有示范性和吸引力。

胡家勇：中国“渐进式改革”创造世界经济“增长奇迹”

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对实践的引领和由此而产生的客观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实践价值。

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步入经济体制转型进程，这一进程涉及到近30个国家、覆盖全球近30%的人口，形成20世纪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浪潮。改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不骤然打破原有体制的基础上，通过逐渐引入、培育市场经济因素，最终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另一种方式是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代表、以“华盛顿共识”为理论基础的“激进式改革”，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时推进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紧缩，来一步到位地实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常被称为“休克疗法”。各个国家无论选择何种改革方式，初衷都是要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繁荣富裕。从这一初衷出发来审视改革的效果，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要明显优于“激进式改革”，并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从经济发展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据世界银行资料，自上世纪90年代至2015年，中国经济以接近10%的年均速度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6.7%（2016年）以上的水平，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经济实力的跨越式提升和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1981年至2012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9亿，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1.82%；由于中国的发展成就，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提前2年实现2014年计划目标。按照中国扶贫攻坚计划，到2020年，现有全部贫困人口将摆脱贫困，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将在2030年前的某个时刻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

周永生：中国外交秉持互利共赢原则，从不强加于人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观念、外交倡导不断推陈出新，彰显了一个崛起和发展中的大国厚积薄发、一路开拓的趋势，推动中国外交日趋走向成熟，也让国际社会耳目一新。

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外交理念，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以儒释道的思想为核心，以儒释道医武等为支柱，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华民族古老的“和”的精神，在中国外交理念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在新时代又呈现出崭新的内容。

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也同样具有这种特色。2013年10月，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其中的“惠”“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惠施于人”“有容乃大”，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精神所在。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以其高品质的内涵和独特性，久远地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和影响。而西方国家的当代外交，往往缺乏中国这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现实主义的外交理论，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有它实用的一面，但是也经常暴露出诸多弊端，就长远的效果而言，负面的影响和作用往往较大。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立地区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只有谋求人类的相互协调与协作、相互依存、相互开放、相互让利、和平相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繁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还无法完全实现，还仅仅是一个构想的蓝图，但是，它已经为未来人类的前进指明了一个大的方向和路径。各国相互之间，必须摒弃过去那种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乃至于战争，而进行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各方的利益才能够得到相对的保证，并且获得共同的提高，从而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尽管也强调世界和平与繁荣，但在选取的路径上，更多地强调民主和平论、西方市场经济的繁荣论、自由的美好论等，而忽略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渊源、文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一味地强调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普世的价值观，这样就难免带有并不能够适合各个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特性。中国外交政策倡导宏大的远景目标，同时也注重现实合作的基础，这样的基础就是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双赢和共赢。这种做法和倡导往往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也有一定的弱点：由于缺乏强制的规范性和契约性，约束力不强，合作的状态比较松散，前进的动力有时不足。

中国在对外关系实践当中，从来不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外国，而是本着平等的原则、协商的精神、互利共赢的目标，推进自身的政策。因此，中国的外交并不像西方推行的价值观外交那样，以自身的实力或者强力的渗透，压迫对方做出改变。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倡导和引导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视野之下，各国对安全新的认识、新的界定、新的原则。中国的这些理念和观点，从来不强加于人，而重在倡导和引导。是在以柔性的方式，促使对方国家和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观点。并且，这种认识一旦可行，中国就会长期坚持，锲而不舍。

中国率先垂范，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建设、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大量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还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电网、跨国公路和铁路、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建立起现代化的工厂和基础设施等，帮助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这段话表明，习近平主席把亲戚邻里相处的关系，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以亲朋邻人之心境和行为来对待周边的国家，有利于迅速拉近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亲近人心的行动，带动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以人之常情，带动国家之间的关系。西方大国在同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经常以实力压人，不顾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感情，强行推动对自己有利而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