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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允许用西方“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凌胜银、胡志彬、陈茂霞

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大力推销所谓“普世价值”。近几年,针对中国的推销尤其卖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普世价值”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普世价值”论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肯定普世价值”为幌子,再掀波澜。那么,西方“普世价值”推销这个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是不是一回事?

一、西方“普世价值”推销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征服战

“普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基督教东、西两派为争夺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影响力而提出和使用的。二战以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从此“普世价值”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成了美国历届政府实施和平演变的思想武器。杜勒斯说,必须用“和平的方法”,即“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出来,“只要把脑子搞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尼克松认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里根上台执政后,利用苏联、东欧面临经济困难之际,对外采取大步进攻态势,开展同苏联在“思想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和平竞争”,声称自由民主事业在向前挺进的途中将“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进而提出在现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与思想的较量”。1989年7月,布什提出,要用二、三十年时间,打一场“无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掉社会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的世界,最终解决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历史性较量”。从这些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推销“普世价值”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征服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中,西方“普世价值”“功”不可没。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报刊影视、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以及扶持“西化精英”等手段,明里暗里对我国进行“普世价值”渗透,目的就是要按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企图废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终实现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塞缪尔·亨廷顿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一语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推销的本质。所以,“普世价值”推销,“销”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听话”国家的政权,是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征服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极具迷惑性和危害性

西方国家把民主、自由、人权等奉为超阶级、超国家、超时空的“普世价值”,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1.西方“普世价值”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具有永恒性、世界性、普遍性的价值,是对所有时代所有人都适用的价值。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普世价值”具有超时空、超阶级的适用性,适用于所有人;二是“普世价值”具有绝对的永恒性,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但是,在现实中,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根本不同制度并存的意识形态领域,这种只有普遍性而没有特殊性、只有永恒性而没有变化性的绝对抽象价值,是不存在的。

第一,价值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以主体为尺度的主客体统一的状态,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高,价值就越大。这里的客体指的就是与主体有关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存在。所以,价值关系是一种客观关系。价值观,是对价值关系的反映,因而是具体的。

第二,价值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由此决定了价值观也是不断变化的,并不存在超时空、永恒不变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都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又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古希腊的民主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第三,价值是相对的。由于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关系,而不同主体具有不同需要,同一主体在不同条件下的需要也各不相同。这样,同一事物对于不同主体便具有不同的价值,同一主体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价值判断也不尽相同。这就是说,价值具有主体性,是相对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自由、民主、人权。

第四,价值共识不等于西方“普世价值”。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价值共识源于主体的共同需要,反映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是人的社会性和相互依存性,是不同的人、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价值共识是分领域、分层次、有差别的,不可能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和民族,只能适用于特定时期、地域,只能存在于具体的价值关系中。西方国家推销“普世价值”时总是披上价值共识的外套,其目的就是制造话语陷阱,利用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布设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迷魂阵”。如果你默认或者接受西方“普世价值”,则正中其下怀;如果你反对西方“普世价值”,他就直接给你带上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等帽子。

2.从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看,西方“普世价值”是虚伪的。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总是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对别国指手画脚,可他们自己做得怎么样呢?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也是最早实行议会民主选举的国家,然而当时英国700万人中,有投票权的只有25万人!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革命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响彻云霄。然而,《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有色人种和穷人。美国独立时喊得最响的就是“人人平等”。然而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众多开国之父们大多是奴隶主,蓄有黑奴。在刚开始通过的美国宪法中,确立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而南方蓄奴州的黑奴在当时被视为奴隶主的固定资产,没有投票权,因而只能按3/5的人口数计算。美国独立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英国和法国原始积累的一幕再现美国。这期间,对所有的工人罢工一律镇压。现在的“八小时工作日”和“五一”劳动节就是芝加哥工人用鲜血换来的。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然而,美国国内仍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所有的公共场所,甚至教堂、墓地都要分黑人、白人。

时至今日,在西方国家内部,“选举”这一被西方政客标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实质上却是“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斯诺登事件彻底揭穿了西方自由的真实面目;“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对西方社会所谓“公正”的极大讥讽。尽管西方“普世价值”头顶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耀眼的光环,但西方国家用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其“普世价值”的谎言。

3.西方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普世价值”推销带来了严重危害。

西方“普世价值”自诩“美好”,实际效果如何呢?从那些接受或被迫接受西方“普世价值”国家的情况看,这些国家要么发展缓慢,要么四分五裂,要么社会动荡。西方“普世价值”为什么给这些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呢?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今阶段,既不具有先进性,更不具有人民性,其内在的矛盾决定了它既不可能解决好发展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好和平问题。加之,由于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早已占据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控制后发国家既是其本性决定的,也有这个条件和能力。这一点西方资产阶级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才要费尽心机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包装和抽象,用欺骗的手法向世界推广。对于这一点,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说:“所谓普世价值根本不存在,那只是强者美化自己、削弱别国的一种策略。美国应该不断地以自己发明的普世价值去蒙蔽别国,同时极力防止对方的蒙蔽。”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只能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

三、故意混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用心险恶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倡导”、24个字,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勾绘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内核、全社会的共同理想、13亿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在全社会激发起强烈共鸣。

然而,有人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某些字面上的重合,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西方“普世价值”,企图用西方“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故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混为一谈的谬论,居心叵测,制造了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同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深刻地反映在价值观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了人类进步的价值理想。这样,在“三个倡导”中,出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字眼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社会主义又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必然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在内涵上有着原则界限。

一是社会性质和阶级属性不同。价值观是人的价值观,而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和一定的阶级的。社会性质不同,阶级地位不同,价值认识、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也就不同。列宁曾尖锐地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这告诉我们,社会性质和阶级属性是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的根本标志。

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价值观,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价值目标和愿景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国家的重大问题,展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崇高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社会的重大问题,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回答了我们要培育什么样公民的重大问题,展示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

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口号的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在遵循资本逻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增殖运动中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了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体现了其局限性。一句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是姓“社”而不是姓“资”的。

二是所有制基础不同。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这就告诉我们,价值观作为人们对好坏、善恶、美丑等价值的立场、看法和态度,总是根源于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制约,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利益和需要的反映。而经济关系最集中地表现为人们在所有制中的关系和地位。所有制不同,人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实际地位就不同,实际地位不同决定了人们经济利益的不同,经济利益的不同决定了人们价值观念的不同。离开所有制来谈价值观,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共同占有或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成了一个密切联系、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公有制,消除了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分裂、对立、冲突的基础,决定了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无论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不是仅仅从个人出发的,而是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出发的,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的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准则。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源上讲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的反映。

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私有制的经济关系,决定了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在所有制中经济地位的不同,最终也决定了自由只能是资本的自由,平等只能是资产阶级财团内部的平等,民主也只能是有钱人的民主。对此,马克思曾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

三是根本目的不同。目的反映动机,目的宣示立场,目的展示形象。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为最广大人民谋解放、谋利益、谋幸福,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真正英雄的根本立场,字里行间贯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追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强调的是没有国就没有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人民幸福之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强调的是建设一个秩序井然、富有活力的社会,是人民幸福的条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只有人人胸怀报国理想、坚持道德操守、激扬蓬勃朝气,从自己做起,才能积小我为大我,将人生带入更高的幸福境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观,就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目的的价值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的体现,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区别的一个鲜明特色。

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尽管把“自由、民主、人权、博爱”标榜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但由于其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无法掩盖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去盘剥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事实。美国著名学者威廉·格雷德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现象:“在美国,35%的土地、房屋、股票、债券等净资产被1%的家庭所拥有;80%的社会财富被1/5的人所拥有。……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灾难性的财富聚敛程度。”所以,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重要工具。

归结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作为两个思想概念,它们之间的原则界限泾渭分明,性质目的根本不同,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企图混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妄想通过“偷梁换柱”,抽空我们的精神支柱,销蚀我们的共同理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邪路,最终达到改旗易帜、西化中国、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目的。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当年,戈尔巴乔夫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崇“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无视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无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复杂而尖锐的斗争,逐步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使苏联走上了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教训启示我们,西方“普世价值”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毒剂,必须高度警惕,决不能任由西方“普世价值”来转化我们的精神基因,消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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