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
8月18日,西安南门广场,青年男女们手持五星红旗,以快闪的形式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作者:韩利萍(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数控铣工)
我常常对我的女儿说,妈妈现在的岗位就是妈妈梦开始的地方。我所在的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位于太行山之巅上党革命老区,从黄崖洞兵工厂,到“刘伯承工厂”,再到我国第一个航天地面设备制造厂的军工企业,生产的运载火箭系列发射平台,成功托举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一次次飞天。
19岁高中毕业,我走进工厂当了一名铣工。师傅要求很严,而我是基础最差的徒弟。由于没有上过技校受过正规训练,甚至连图纸都看不懂,吃过不少苦头,也哭过不少鼻子。靠着笨功夫,我的加工技能不断取得进步。
2000年,工厂开始装备数控机床。那一年我快30岁了,女儿刚4岁。当时我很犹豫,是退到辅助岗位以照顾家庭为主,还是坚守生产一线成为第一批吃数控编程操作这个“螃蟹”的人?几番心理斗争后,我决定选择后者。从生搬硬套、照猫画虎开始,经过不懈地潜心钻研,数控加工技术的“神秘面纱”被我一层一层地揭开。我加工的关键零件相继用在载人航天、嫦娥探月、北斗导航系列火箭发射平台上。2007年,我在航天科技集团第四届技能大赛中斩获数控铣工第一名。我激动极了,深深地感悟到,只有奋斗的人生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在我们的生活中,1°偏差时常被忽略,可对于承载50多米高、重600多吨的火箭发射平台,调平精度出现1°偏差,就会产生20%的过载,直接导致火箭无法准确入轨。
四通均流阀是控制长征七号火箭平台调平精度的关键件,阀体内部70多种孔系复杂交错,每一个孔的公差只有2丝,是头发丝的1/3。最初研制合格率仅为20%。三个月,我把车间当成家,机床当成闺蜜,行走坐卧无时不在想,不管付出多大努力,必须要啃下这块硬骨头!通过比对运用大量的切削数据,终于整理出了各种刀具的磨损曲线,实现了对整个工艺过程的精准掌控,一次交验合格率终于达到了100%。
2016年6月25日,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在海南首发成功,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哭了……长七火箭600秒的完美飞行,是对所有航天人的最高褒奖。
付出总会得到回报,只要你认为能够体现人生价值,就要大胆去努力,国家不会忘记辛勤工作的每一个人。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
作者:李万君(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焊工)
32年前,我从职高毕业来到客车厂配焊车间。当时的岗位是轨道客车水箱和制动风缸的焊接,工作环境和条件十分恶劣。
一个偶然的机会,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来我们车间看望全国劳模屈伟建,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表扬,当时我就在跟前,真切感受到当工人是有出息的,要当一个有技术、能发明、会创造的工人,更会获得尊重。从那以后,我主动弄一些废铁板来练习焊接技术,通过日复一日刻苦练习,我的技能得到了迅速提升。也有工友不理解说,我们焊的是绿皮车,用不着焊那么精细!我当时就想,如果有机会,这些技术是一定能发挥作用的。
2007年,我们国家开始生产动车组。当时我是生产转向架的,转向架就是高速动车组的两条腿,关系到动车组运行时的速度与安全。试制生产中遇到了直径20厘米的圆形环口焊缝难题。外国专家根本就不告诉我们这个位置怎么焊接,就是一直在挑毛病,说我们生产不了,还是购买他们的转向架比较好。我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成功。我把焊接时脚下的步法、焊枪的位移、呼吸的频率、眨眼的次数都记录下来,形成“标准参数”,最终练就“一枪焊完的绝活儿”。
2015年初,公司开始试制生产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国高铁“复兴号”。其中转向架侧梁扭杆座不规则焊缝,质量要求非常高。由于焊缝弯道极多、空间特别狭小,极易造成焊接缺陷,这个部位的焊接一度制约当时的生产。我和工友们一起,经过多次试验,反复论证,总结出一枪三焊的操作法。2017年6月25日,这个日子就像是女儿结婚那样高兴,我们生产的“复兴号”正式上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随着高铁里程越来越长,一线过硬的技术工人也面临着急缺的状态。我将自己多年来掌握的焊接经验,总结并精心编写出了一套通俗易懂的焊接培训教材,首批培训的400余名新员工全部提前半年考取国际焊工资质证书。德国专家在考试现场到处打听我们在哪里聘请的培训机构。
2010年至今,我通过工作室的平台,组织培训焊工2万多人次,考取各种国际、国内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我还通过工作室,承担社会各界企业高技能人才的技能传承工作20多场,培训焊工2000多人,形成资源共享,打破了各企业间技术垄断的局面。
作为一线产业工人,我们要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发展融合在一起,用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干好每一天的工作,实现产业报国,为中国梦提速!
火海里的英雄,祖国不会忘记
作者:胡显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四中队政治指导员)
今天最有资格站在这里的人,是“3·30”火灾中牺牲的27名烈士,他们怀揣救火信念,带着对父母的不舍、妻儿的爱恋,把热血洒在了大凉山。
有这样一个身影,已经快40岁了,但他从未缺席任何一场战斗。在“3·30”火灾中,面对爆燃瞬间袭来的大火,他指挥队伍向安全区域转移,自己却留在队伍的最后面,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他就是我们的教导员赵万坤。
去年夏天,我们大队新来了一个大个子——排长刘代旭,篮球场上没人是他的对手。刘代旭年初的休假计划原本是3月,看到如此繁重的灭火任务,他主动延期休假。“3·30”火灾中,他和我一起作为先遣组前往悬崖处理烟点,转移途中,突遇林火爆燃。他看到身后落下的队友,停下脚步折返回去呼喊。瞬间,蔓延迅猛的大火便将刘代旭吞没了。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一阵急促的哨声将大家叫醒。大队召集班长骨干商定行动方案,程方伟主动承担起突击组长的重任。火势控制后,他问我:“指导员,你说,咱们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以后会有人记得吗?”我拍了拍他的头盔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班长……你动动脑筋想想,我们手里的馒头就是老百姓送上来的,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咱们,也正是咱们的付出,才守护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记住啦,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咱们的!”
3月28日,冕宁火场中,只见一山沟处明火引燃杂草堆。危急时刻,程方伟一个飞步夺过正在撤离队友的装备,大声喊道“跟我来!”回来休整不到一天,又投入“3·30”灭火作战中。在他牺牲的时候,连腿上的伤还没有好。
有时候朋友会问我:“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冒着危险去扑救森林火灾呢?让它自己烧完不就灭了吗?”他不知道的是,山下的村民世代以采集山上的松茸为生,一旦林区过火,村民们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27名指战员,他们牺牲时,最大的才38岁,最小的还不到19岁。我知道,他们有着太多的舍不得;我知道,我们活着的人必须去传承他们的精神;我还知道,祖国不会忘记!
做祖国需要的最美白衣天使
作者:王克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
35年前护士学校毕业时,老师说,我们班必须分配一个人到传染病医院工作。说完,班里瞬间沉寂,我也屏住呼吸,用余光打量周围人——没人举手。我是班里的团支书,要带头!就这样我被分到了这家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坛医院。从此我与传染病护理结缘。35年里,我总共护理了27种传染病、患者5万多人。
我的手机里大部分是艾滋病患者的电话,从最开始的几个、几十个、到今天的上千个。每天24小时为艾滋病患者开机。因为我的一次安抚、一个指导性意见,就有可能挽救一条生命。
我真正接触艾滋病患者是1997年,和大家一样,一开始我也很紧张,进入病房时,就会用帽子、口罩、隔离衣“武装”自己,但与他们相处20多年,我已经从当年那个紧张不安的小护士,变成了他们口中的“王姐”。
其实,艾滋病并不是大家想得那么可怕。有一次聚餐,患者小李吃了几口,发现菜里有肉,他指着自己的饭盒说:“王姐,我不吃肉。”我没有犹豫,夹起小李饭盒里的肉放进自己嘴里,小李一下惊呆了,他说:“王姐,我家人都做不到这样!”其实,我这样做是想告诉大家,消化道不传播艾滋病。歧视往往来自认识上的误区。
在多年护理艾滋病患者过程中,我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风险。一次,一位艾滋病患者突发癫痫,咬破了自己的舌头。抢救时,我尽管戴了双层手套,但就在往病人嘴里塞牙垫的瞬间,抽搐不止的病人一下咬住了我的手,当时我感觉钻心地疼,手套也被咬破了,上面全是血……我立刻到洗手池进行冲洗,发现手上虽然有深深的牙印,但没有破皮,经过消毒后,我继续抢救病人。
为了给患者更多的帮助,我们成立了北京红丝带之家。我们帮助过的患者纷纷加入到志愿者行列。目前,我们志愿者队伍已经发展到现在的2万多人。我的丈夫、女儿都成了艾滋病工作志愿者。红丝带之家,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重返社会,让他们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与生活的勇气,也让社会更加包容。
与“艾”同行,我将永远与我的患者们在一起,用特殊的方式表达着我对祖国的爱。
致敬我们的上下五千年
作者:于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制片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我很幸运,2002年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中央电视台,投身到了这项我无限热爱的培根铸魂的事业中。17年来,从《经济半小时》的一名实习记者,到连续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撰稿;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年纪最小的编导,到全国十佳电视栏目制片人,再到成功完成平昌冬奥会“北京八分钟”等重大国家级活动的策划撰稿……我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荧屏背后。
2015年,我作为总导演兼制片人,带领团队开始了《国家宝藏》的创作。我和团队一起翻阅了五百余万字的考古报告和文献资料,一一叩开了故宫博物院等九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馆的大门,经历了四千多个小时的创作会议,走过了数万公里的调研路程。良工造物,大匠诲人。
为了让文物都活起来,我把自己撰写的数万字的策划案和想法,一遍一遍地讲给数千位文博历史专家和社会学者,听取意见。创作最紧张的时候,白天在演播室打磨彩排,晚上到机房通宵修改剪辑成片,第二天一早又从机房继续去演播室完成新的彩排录制,连续两三个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就这样,我和团队克服万难,历经八百多个日夜的奋斗,2017年12月3日,用理想和心血熬制的《国家宝藏》终于开播了。节目“一夜爆红”,引发了国内参观博物馆的热潮。当看到观众说“泪流满面、热血沸腾”“这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的综艺”,当90后、00后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在弹幕上写下满屏的“此生不悔入华夏”的时候,我们热泪盈眶。能够点燃中国人血脉深处流淌的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对明德风尚的弘扬传播,这是作为创作者最大的幸福。
永远做绝对忠诚于党的雪域高原卫士
作者:顿珠培楚(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公安局羊拉派出所所长)
羊拉与西藏芒康县和四川巴塘县、得荣县的8个乡镇接壤,生活着1024户藏族同胞。羊拉派出所成立初期,所里只有一名民警、一匹马。从最北端的登拉到最南端的南仁,骑马走一个来回需要10多天,“马背上的派出所”也由此声名远扬。
羊拉村组散落、山高路远。群众一早出门,赶到派出所时已是晚上。派出所实行全天候工作模式,只要有群众需要办理业务,不管几点,民警都上班工作。我们靠双脚走遍了辖区1087平方公里的每个角落,和群众从脸熟到人熟,再到心心相通,亲如一家。
今年48岁的农布是甲功村村民,2005年因斧头砍伤了脚,后来变为股骨头坏死。每到农忙,我们都会去他家帮忙。2017年,在党委政府的关心下他做了手术,因为是贫困户,按政策规定报销了费用16万元,但剩下的2万元,农布却一筹莫展。最后我们民警通过捐款帮助他解决了这些费用。
还有一个叫当珍拉初的藏族女孩,母亲在地里干活时不慎摔下山崖,双腿落下残疾。小女孩当时面临辍学的困境。为了帮助拉初完成学业,我们安排她的妈妈到派出所做炊事员,民警们还经常到他们家帮扶脱困。2017年,当珍拉初考上了大学,每到假期,她都会回到羊拉,成为派出所里最活跃的志愿者。
深更半夜手持电筒漫山遍野帮群众找牛,在80米深的悬崖峭壁上救援交通事故中被困驾乘人员,从满载蔬菜的货车中帮群众找手机和钱包,冒着雨雪到塌方路段为过往车辆清理滚石……现在,乡里的群众遇到事情都不打110报警,直接拨打民警的个人电话求助。
迪庆全州24座藏传佛教寺院中有7座在羊拉。我们分片包干,开展经常性走访。得知大部分僧人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高原疾病后,我们就带上药品和食品用真心诚意关心他们。每年寺庙之间轮流举行佛事活动,我们与僧人同吃同住,一起研究安保方案,确保寺庙和信众的安全。
每年5月至8月是虫草采挖季节。我们分批派驻到雪山上,每人在海拔4600米的营地驻扎60天左右。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行走,相当于在平原负重25公斤,民警们不仅要克服高原缺氧的身体极限挑战,还要每天来回到山脊线巡逻近20公里,就是要尽最大可能防止和调解群众的纠纷。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羊拉派出所辖区内连续5年无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年均仅两起,社会治安状态良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已成真实景象。
我们只是藏区的一个派出所,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作为一名基层民警,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加努力地加油干,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的信任,让警徽在雪域高原闪光。
有一种使命比生命更重要
作者:曹先建(海军航空兵某训练团飞行二大队大队长)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群体,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飞行都可以说是生死考验。2012年,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服役,这在我的心里埋下了舰载飞行梦的种子。
我主动报名了全军第二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遴选。舰载战斗机与陆基战斗机有着很大区别,很多飞行操作习惯都是相反的。我和战友们憋着一股劲,从零开始学,争分夺秒飞。经过3年改装训练,我和我的战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就剩下在航母上着舰考核这一道“拦路虎”。
然而,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2016年4月6日,距离着舰考核不足一个月,一次模拟训练中,当我驾驶战机飞至360米高度时,飞机的飞控系统突发异常,机头瞬间上仰、机体急速下坠,这是战机最高等级故障,距离坠机只有短短12秒,按照特情处置规定,飞行员可以立即跳伞。但我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保住战机,紧急处置10秒无果后,我被迫跳伞。由于高度过低,救生伞未能完全打开,我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海面上。
这次事故,致使我腰椎爆裂性骨折,胸椎、尾椎等严重损伤,需要进行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后,6颗钢钉、2块钢板打在了我的腰椎上。我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重新飞行。医生给我泼了一盆凉水:“这样严重的伤,以后能恢复一般的身体机能就很不错了,还想飞行没大可能”。
一定要重返蓝天,为梦想和使命而奋斗。为了赶上1年以后的着舰考核,我坚持要求医生把两次手术间隔从最佳18个月减为8个月,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情况下,就躺在病床上开始身体康复训练。
执着往往能够创造奇迹,在经历419天伤病斗争和70天恢复训练后,我的身体恢复到了飞行条件,如愿赶上了新一批次着舰考核。2017年5月30日,我第一个驾驶战机成功降落在辽宁舰甲板上,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回顾走过的路,正是因为选择了舰载飞行事业,我的人生才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