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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图书——在阅读中发现长征

      或许,没有人能说清一本书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事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有一个城市中,教育局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这段文字引自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41年出版的著作《为亚洲而战》。
       一本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毫无疑问,《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它出版近80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积极影响,不仅给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窗口,而且使中国革命获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同情。在《西行漫记》中,斯诺把《长征》单列为一章,以“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4节的篇幅,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历程。1938年1月1日,汪衡译本《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式面世,这也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以“长征”作为书名的单行本图书正式诞生。
       在斯诺看来,长征塑造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英雄好汉”的形象,“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斯诺说得没错,无论是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还是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来看,80年前的长征,包蕴着无与伦比的精神资源、砥砺苦难的物质构件、创世文明的原型素材和原始典型成长的内涵意象。与攻打巴士底狱之于法国革命、攻打冬宫之于俄国革命相比,长征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革命本身。
      “长征”一词,自唐宋以来均有文人骚客或史家吟唱使用。如:李颀《古意》诗曰“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王昌龄《出塞》诗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在古代诗歌里,长征的意思只是指长途旅行、长途出征而已。因此,使“长征”真正成为“英雄创世纪”和“世界语言”,塑造为人文精神,理所当然地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得益于毛泽东。
      毛泽东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他不仅是长征最早的歌咏者,也是长征历史记忆最早的讲述者、建构者。斯诺笔下的《长征》就来自于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的采访口述。1936年8月5日,为了斯诺的来访,毛泽东专门致信、致电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开展长征主题征文活动,也是我党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征文活动。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陆定一、李一氓、萧华、王首道、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中共领导和红军将士纷纷响应,撰写文稿200多篇。随后,经丁玲、徐梦秋等人编辑整理,定名为《二万五千里》,收入文章100篇。1942年11月由总政治部宣传部刊印,最终确定书名为《红军长征记》,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内部发行。这是第一部长征亲历者的集体口述史。1937年7月5日,董健吾化名“幽谷”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素材,就源自这部口述史。随后陆续在上海出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10多种图书,其内容大多也出自这里。新中国成立后,《红军长征记》经修订,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军长征路,是鲜血和生命铺就的,是一条苦难之路,也是一条胜利之路。毛泽东不仅是战争艺术的大师,也是舆论艺术的大师,深谙“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的巨大力量。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不言而喻,军队宣传文化工作如同革命的左膀右臂。
      其实,在《红星照耀中国》和《红军长征记》出版之前,红军长征的历史著述就已经面世。1935年6月,陈云奉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此间,陈云化名“廉臣”,假托被俘国民党军医身份,撰写了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2月,这篇作品以连载形式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发表,并于同年7月出版了中文版单行本图书。随后,邓发化名“杨定华”,假托被俘国民党电台机务员身份,撰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由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以共计57次连载的形式,完成了与陈云长征口述史的接力,完整讲述了长征的全过程。
      一部长征叙述史,也是一代人的革命史。长征之所以成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之所以成为“英雄创世纪”,舆论文化工作可谓功不可没。从这个意义来说,长征,不只是中国革命传奇的名片,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国从苦难辉煌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底色,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本色。(丁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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