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抗战:对日战争总检讨》 唐德刚 等 著 台海出版社
甲午战争的耻辱战败,是中国人心中抹之不去的历史伤痕。抗日战争,虽然中日荣辱再次易位,但至今仍是一个沉重话题。鉴古观今,只有继续百年中日冲突的历史反思,才能更清醒地对待现今和展望未来。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悲剧,“落后就要挨打”;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悲情深重,“反抗是对压迫最好的威慑”。
可是,回望历史,细节远比想象的复杂,我们唯有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思检讨,才能获得更冷静的理性,才能更好铭记血的教训与警示。
战争,绝不仅仅是战争
两次中日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中国、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辑录唐德刚、吴相湘、黎东方等史学大家重要文章的《从甲午到抗战:对日战争总检讨》一书,聚焦两次中日战争,在历史深处反思中国之得失。书的看点在于史学大家从不同侧面、细节,特别是采取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深入反思两次中日战争,相比之前的宏观检讨,内涵更加丰富、细腻。
关于甲午战争的检讨已经很多了,但杨元忠以一个“穿了40年海军制服”的界内人,仍在书中文章 《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中提出了两点“新见”:其一,战术层面,没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才能,采取了横队迎战日本纵队,不仅丧失了本已占据的有利位置,还使各舰不能真正发挥其火力,更不能形成火力的协同;其二,北洋舰队的指挥官,虽然要么与日本的指挥官是同学,要么也多次出国观摩,但细节差距却很大,而且直到二战期间,我国才带回英美海军官校的基本学术资料,由此推断出清末民初海外留学将帅“学艺不精”。
胡适先生将甲午战争的失败,总结为“李鸿章或者北洋舰队的失败导致整个国家的失败”。而将抗日战争的胜利,归为“中国进步所致”,并称民国前20年进行了“一个不流血的社会革命”。这对我们正确看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是个更深刻的视角。
抗日战争的胜利,“持久战”的战术功不可没,但“人民战”的战略才是首因,这也正是唐德刚在书中文章 《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中特别看重的,因为台儿庄大捷是集民国史上“杂牌军”之大成,他们亲如手足,同生共死,打出的辉煌惨烈的民族保卫战。
吴相湘在《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中,进一步阐释了“中国进步论”,一方面的表现是“知识与武力的结合”,知识分子投身为军人,军人入学取得知识,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当政人士有了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全民决心做最大牺牲持久抗战。甲午战争失败,尽管是中国的失败,但当时的共识更多集中在“朝廷的失败”上面;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全国各族人民逐步自然整合,形成了对“中国”的共同认同,这是“人民战”的根基,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底座,故抗日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
历史的镜子应该常照
两场战争,日本一胜一败,其实,日本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多看看镜子中的日本,进行扬弃,对我们也是有益无害的。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中国“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或许在于,中国是纯东方式的,而日本恰巧是“东方的民族国家,西式的封建社会”,中国还在争论、模仿之中,日本却已“青出于蓝”。甲午战争的大结局已定,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了。同样,抗日战争也是如此,中国必胜,只是胜利的时间问题,因为当时的日本政体,类似于中古欧洲的“贵族政治”,本质上是落后的,而当时的中国,已具现代民主政体的雏形了。
在《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中,唐德刚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为什么能做到举国一致”,感叹“在日本民族性中,他们的‘团结行为’、‘合作行为’和‘爱国行为’,都是享誉世界的”。在分析日本民族“耻感文化”时,特别强调日本善于模仿学习,所有的“师夷长技”,几乎都不是基于正义的检讨,而是“以失败为耻”的报复心理。
重新审视中日关系,作为岛国的日本,不安全感、焦虑感,不愿意与外部世界割断联系的民族性格,几千年自始至终。中国的抗日史,有人说始于上古时候的“后羿射日”,但可考据的历史中,正是倭国一千多条船跟四万多人在白江口大战中败于唐将刘仁轨后,才改名日本。此后,中国面对的“倭祸”就没断过,明朝戚继光抗倭只是一个典型案例罢了,近现代史上的情形我们就更熟悉了。不幸的是,二战后喘过气来的日本,面临当下的“内困”,似有顽疾复发的症状,明明无理,却把自己标榜成国际法的捍卫者,追逐他们的“亚洲警察”梦。
诚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言,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必然,即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某个理由,每个结果都有特定的原因。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往往又惊人相似。直面今日的中日关系,回望历史的烟云,就是为了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循环。两次中日战争只是两个点,背后牵连到政治、军事、文化、国民性等的宏观与微观,每一点检讨,都是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尽管《从甲午到抗战》冠以了“总检讨”的副标题,但检讨应该永远在路上,历史的镜子应该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