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

2016年4月17日，里约热内卢，巴西众议院正就是否弹劾总统罗塞夫举行投票。在国会大厦外面，支持罗塞夫和反对罗塞夫的民众都在游行。尽管正如巴西政府发言人所言，游行示威是“民主的正常组成部分”，但是从这两支相互对抗的游行队伍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恶斗的影子，以及这种恶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5月5日，应巴西总检察长的要求，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要求下令暂时中止众议院议长库尼亚的职务，属于反对党的库尼亚被认为是对总统罗塞夫弹劾行动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人之一。5月9日，巴西众议院代议长瓦尔迪尔·马拉尼昂甫一上任，就签署命令，宣布废止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总统弹劾案，并从参议院收回。理由是弹劾案存在恶意动机，并受到某些党团诱导，因而不具备法律效力。随后，参议院议长雷南·卡列罗斯宣布，参议院将无视众议院代议长废止弹劾案的决定，按原有程序继续审理对罗塞夫总统的弹劾。

巴西前中央银行行长、经济学家古斯塔沃·洛约拉认为，巴西经济目前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要想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创建一种有利的环境，但政治危机使之难以做到。如果政客们都忙着恶斗，将经济置于脑后，衰退还将持续。

在两支游行队伍中间，有一道矮墙将其分隔开来。在这道旨在防止冲突的矮墙上，写满了“沟通”“合作”等字样，这代表了游行队伍中理性的呼声，也代表了巴西民众的诉求。民众希望各党派通过沟通和合作，团结一致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将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让政党斗争阻扰社会改革。

像罗塞夫一样懊恼的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罗塞夫因弹劾案焦头烂额之时，2016年4月11日，美国爆发了“民主之春”大规模游行，抗议金钱政治和不公平选举。运动在坚持了一周之后，于18日在当局的打压和媒体的漠视中黯然结束。根据华盛顿警方声明，共逮捕1420名示威者，创下了华盛顿当地抓捕人数的历史纪录。“华盛顿没有春天”，19日德国《青年世界报》对自诩为当代民主“典范”的美国发出这样的感慨。

从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今天的“民主之春”，美国人民痛恨金钱对政治的控制，而利益集团的阻扰、政党的斗争让医改政策步履蹒跚，甚至让政府关门大吉。

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两年多时间里召开了23次会议，从司法改革到医疗改革再到足球改革，审议通过上百份文件，并紧紧扭住、狠抓落实。仅仅在两年时间内，中国养老保险就新覆盖了2.4亿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两相对比，世界感叹“中国树立起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样态”。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有一章的题目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他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多问题，政党之间的恶斗、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左右，使得国家处在不断内耗之中，根本无法有效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他谈到，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曾与他探讨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推动哪些立法，采取哪些措施，来引导美国社会低碳生活，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弗里德曼听完后很坦白地告诉伊梅尔特：你的这些设想我都很赞同，但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因为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政治一定会否决这些政策。他感慨道，我们能不能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和政策都搞定。一些在西方国家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推动的改革，在中国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推行开来。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花了22年时间（从1973年到1995年）推广无铅汽油，中国只花了2年。

弗里德曼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和美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背后的核心是两国政党制度的不同。在中国，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体制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而美国的两党制在福山所说的“否决政体”中行动迟缓，有时甚至动弹不得。干了7年总统的奥巴马如此总结：优化美国政治形态，仅换掉一位国会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整个体制。西方学者们也从中国承办北京奥运会、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表现中，看到了中共超强的统筹兼顾能力，他们坦承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见基辛格时说，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句极其朴素的话准确道出了中国的秘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不仅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治理好中国也首先需要治理好中国共产党。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强大在于中共这个执政支柱的存在。西方发达国家迈过了发展的坎，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守成，而不是开拓。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开拓，这其中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就像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所说：中国太大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治理经验在面对中国时都失效了。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很难有效应对，甚至会失控。

也许有人会说，离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可以选择其他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话说起来轻巧，要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2000年，墨西哥首次实现了执政党的轮替，执政近70年的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下台了，国家行动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当时西方一片欢呼，认为墨西哥的民主政治终于走上了正轨。不曾想，两个任期后，在2012年的选举中，国家行动党黯然下台，革命制度党重新掌握政权。国家行动党12年的执政经历表明，它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在这12年里，经济发展乏力、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3%，最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0%。很多贫困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贩毒。毒品集团羽翼丰满，在北部一些省份，地方政府只有与它们合作才能生存，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与此同时，腐败愈演愈烈，据“墨西哥透明社会”统计，仅2007年墨西哥就发生了1.97亿次腐败行为。经过12年的政党轮替实践，墨西哥人冷静了许多，简单的政党轮替并不能解决墨西哥现存的问题，选举一个没有执政能力的政党上台，其学费还是要老百姓来交。重要的不是政党轮替，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为民众服务，又有能力的政党去实现人民意愿。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由它来领导改革，推动社会的发展。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坦承：“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下大力气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使中共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9天后，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回首这几年，从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到提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8000多万党员尽尧舜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与西方选举式政党不同，中共是一种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其理论基础是：与现代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而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集中体现了政治上的先进性。正是这种先进性构成了政治代表的基础，而不是选举，因为选举所体现的是随时变化的民意。

基于先进性的政治代表理论的论证逻辑是：第一，社会发展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二，伴随大工业而产生的现代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第三，工人阶级本身无法产生社会主义，工人的自发斗争只能局限在经济方面。由统治阶级操纵的文化教育媒介大量制造和宣传虚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的扭曲机制遮蔽了工人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认识能力。要突破这一格局，将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从而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就必须将社会主义从外部灌输进去。第四，外部灌输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先进分子肩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帮助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因此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的人，在道德和能力两个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势，先进性便是这一优势的理论表述。第五，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就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作为先锋队的一员，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应当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政治动员将普通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他们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斗争之中。第六，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组织起来的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最高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今天的中共已不会再浪漫地想象“六亿神州尽尧舜”，但习近平确实希望8000多万党员尽尧舜，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个由真正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中共经常说，党纪严于国法。党纪是用来要求党员的，国法是用来要求公民的，党纪严于国法，也就意味着党员的标准高于公民的标准。这种区别有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善人与好公民的区分。在《政治学》第三卷第4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作为一个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善人万德具足，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如果硬要强迫人人都成为圣贤，其结果只会导致伪善流行。但是，优秀的政治家和领导者应该具备善人的品德，尤其是实践智慧，他是有别于一般公民的。如果亚里士多德能活到今天的话，他肯定会赞同习近平的做法，将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个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由他们来领导中国走向复兴。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党员呢？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曾树立了很多先进典型，在延安时期有白求恩、张思德，新中国成立后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写过一本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党员的标准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释。习近平上任后，重提这一要求。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好干部的五个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还提到一位模范党员：“我经常提到五六十年代福建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谷文昌（1915—1981）1950年随解放军南下至福建省东山岛，任东山县县长、县委书记。东山岛东南部原有3.5万多亩荒沙滩，狂风起时飞沙侵袭村庄，吞噬田园。谷文昌发出誓言：如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干部群众筑堤拦沙、挑土压沙、植草固沙、种树防沙，在194公里的海岸线筑起“绿色长城”，实现粮食亩产过千斤。今天的东山，已经是全国生态县，全国十大美丽海岛。谷文昌去世后，群众将其奉为“谷公”，在祭祖之前先拜他。

当然，仅仅是个人修养还不足以概括一名党员所需要的德性，仅仅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不足以保证你真能服务到点子上；作为一名党员，还必须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换言之，党和党员都必须通过群众路线来保证其先进性，也就是保证其先锋队的性质。如果说在美国，官员的产生是民众投票“投”出来的，那么在中国则是走群众路线“走”出来的。建立在选票基础上的选举制，并不能保证选出来的人一定道德高尚、能力超群，他只要能及时准确地回应民众的诉求即可；中共的先锋队性质则要求它既要认识普通群众认识不到的发展规律，又要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对群众的诉求进行提炼，并引导群众将其诉求与发展规律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群众路线有认识论的意义，走群众路线是认识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在中共看来，选举式政党单纯回应或迎合民众诉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种“尾巴主义”，意思就是跟在群众的屁股后面跑，而不是带领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按照先锋队的要求，政党应该是走在群众的前面，领着群众走，而不是跟着群众走。领着群众走的前提是深入群众，充分了解群众的想法，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中共经常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对之进行提炼、总结，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到群众中去”同样要深入群众，但其目标是让群众了解经过提炼之后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引领群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习近平一上任，首先做的就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此举准确抓住了中共自身的性质和逻辑。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

新一轮“赶考”

全面从严治党也是中共目前所处的内外环境提出的客观要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共治国理政取得了骄人成绩，从“文革”结束后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经历两次金融海啸冲击后仍保持“风景这边独好”。但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形势仍让中共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可以用内忧外困来形容。

一方面，中国的外交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对中共来说，中国国内所面临的形势同样复杂严峻。具体言之，就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各种矛盾、问题和难题，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严重、腐败现象丛生等，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对中共的治理形成巨大压力。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性质，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坦承，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有些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而且，经过30多年改革，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30多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之时，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问题；今天，主要的问题已经转换为改革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正如李克强所言：“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美国等国家开始感到惴惴不安，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让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恶化，不仅有此起彼伏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更有南海、东海的不断挑衅。

内有“中等收入陷阱”，外有“修昔底德陷阱”。综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极少数能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大陆的情况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复杂、更敏感。纵观人类历史，能够迈过“修昔底德陷阱”的只有二战后的英美和德法，英美之间有历史的渊源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德法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实践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中美这两个异质性大国如何迈过这道坎，不仅考验着美国的政治家，也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

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可谓是踏着“尖刀”前进，其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风险非常严峻。今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是一次“愉快的郊游”，而更像是生死攸关的“新一轮赶考”，这轮赶考所要解答的题目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它对中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调研时用“打铁还需自身硬”来比拟时代对中共提出的要求。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共自身还不是很硬，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一些党员缺少了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动力提升自身的能力，也没有动力深入群众。面对社会矛盾的积重难返，面对民众与日俱增的期待和不满，他们或者不愿改革、不敢改革，或者不知道如何改。更有甚者，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大肆贪污腐败。

习近平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也接过了让中共“硬”起来的责任。一上任，他就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直面中共面临的“四种危险”，将“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治国理政的突破口。针对“精神懈怠”，习近平强调要“补钙”，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针对“能力不足”，习近平强调“学习”，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组织，克服本领恐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针对“脱离群众”，习近平强调“作风”，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针对“消极腐败”，习近平强调“纪律”，一方面要立规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官员不能腐，另一方面在反腐倡廉上敢下重手，通过强力反腐，让官员不敢腐。

在西柏坡，习近平强调，“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美〕罗斯·特里尔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