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从2015年11月23日至2016年7月11日，连续刊发了16篇《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文章，分16次连载了俄罗斯学者塔夫罗夫斯基撰写的《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分31次连载了美籍华人学者熊玠主编的《习近平时代》一书。本报第一时间刊发的这些国外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治高度关注的文章报道和出版物文字，引起广大读者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热烈反响，被国内外许多媒体和网站转载。国内外读者热切希望和期盼本报继续刊发这方面文章和文字。

根据这种需求，本报今日起连续登载美国时代出版公司2016年9月初出版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一书。该书围绕中国未来30年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走势、中国将与世界展开怎样的互动这两大主题展开，明确提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中国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该书详细解析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使命而展开的战略布局，深度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重大决策的出台背景、施政逻辑和执政风格及特点，对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执政党建设、中国军改、司法改革、反腐败斗争、生态重建、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等等，都进行了前瞻性分析和预判。

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犹如浩荡激流，几经浮沉，百转千回，如今走到了“历史三峡”的紧要关头。一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重返世界之巅的民族复兴梦想；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和挑战。肩负着领航中国实现“中兴盛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站在历史的大分水岭上，正在经受着艰巨的考验。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执政团队的历史使命，概而言之就是要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领导中国朝着现代化强国方向坚定迈进，为打破中国的治乱循环周期律找到新路径，引领中国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梦想与拼搏，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命运。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率领伟大的中国全力跨越历史，这将是展示人类雄心和智慧的无与伦比的壮丽冲刺，值得全世界屏息以待！

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数千年以来从未遇到的历史分水岭上。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被国际学界普遍称为“巨变时代”。一方面，人类熟悉的历史坐标正在迅速消失，一批原本强悍的大国正在逐渐迷失自己的航标。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过去认为当然的历史趋势正在出现重大反转，一批新兴的历史力量正在强势崛起。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曾经这样描述当今世界与时代的主题：如果再过几百年，我们回头来看21世纪前10年人类的历史，便会发现这期间真正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决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弗里德曼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用中国官方的表述，其实就是坚持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坚定地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向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

很显然，中国能否坚持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中国能否发展成为21世纪引领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新生力量，是关系到全世界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主题，也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最大历史课题。

对于中国复兴的历史意义，著名政治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这样描述：“中国兴起是撼动当前全球秩序的最重要的转型力量之一，必将成为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的主导力量之一，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更深远影响着人类的未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生前曾对中国的复兴寄予厚望：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

站在全球的视角，中国是人类社会走到历史关头的重要决定性力量，中国对全人类命运肩负的责任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时空坐标下的中国改革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全世界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还是联合国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中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位居世界80位之后，仍然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其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巨大，自然资源环境承载量也已达到极限，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富先老国家。中国将实现全面小康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锁定在2021年与2049年，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西方世界近500年来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压缩到100年内完成，同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制度现代化，剩下的时间十分紧迫。

在西方历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理论。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的罗马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关口，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马克思曾借用此典故，提出资本主义只有顺利通过“卡夫丁峡谷”，才能走上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

殊不知在东方也有一个历史峡谷理论，即“历史的三峡论”。已故著名华人历史学者、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要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好比长江通过险恶的三峡，必然是艰险万分的，能否渡过这一惊涛骇浪，决定中国能否走上复兴坦途。渡过历史的三峡，“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智慧及技巧，稍有不慎，将使得这个进程无限期的延长，这恐怕也是国人所不愿见的”。

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进入惊险的“历史三峡”入口，到21世纪上半叶，终于走到“三峡的最惊险处”。一方面，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接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极为复杂艰巨的挑战，未知的风险前所未有。

众多国际政治大家都承认，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将是中国的崛起。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就在其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中预言，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

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之路风险巨大、挑战如山。《大国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在当代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中，“中国是一个迟到者，经济最穷且竞争条件最差”。

美国战略分析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详细陈述了中国崛起的困难之大：“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分析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至少有四大障碍：一是经济能否继续快速增长；二是政治能否稳定；三是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从人均来看中国仍然是穷国；四是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以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岛链同盟”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必将给予强力遏制。

对于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毫不讳言地作出了这样的表述：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比这些困难更加难以把握的考验还包括巨大的安全风险。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曾经集中列举了11个安全方面的风险课题——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其中既有国土安全问题又有国民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安全问题又有非传统安全问题。

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改革前行的压力巨大，而且与日俱增。

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解决了许多旧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曾预言：“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执政者的使命，就是要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有效解决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克服困难，实现既定目标。执政成功与否，主要也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上。

当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届执政团队接过方向舵之后，中国这艘巨轮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许多矛盾和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总的来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矛盾有六个。

一是经济结构转型阵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5年在一次演讲中曾经痛切地指出，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就是让中国经济增长从依靠资源消耗和资金投入为主转变为以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为主。联合国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让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耗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在报告中提醒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的快速枯竭和环境的大范围退化。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希姆·施泰纳在报告中说：“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国内外自然资源的需求，需求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虽然经济增长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困，但这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难题。”随着世界金融危机日益加剧，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下行压力急剧增大。如何保持正常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全面小康经济增长目标的如期达成，同时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尽快使新的增长动能担当重任，就成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头号经济难题。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脱贫任务艰巨。防止两极分化，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他还说过，“即使51%的人先富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贫富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历朝历代陷入治乱交替的恶性循环，无一例外都与“富者良田千顷，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用30多年时间让6亿多人脱离贫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诗篇。但是，这30多年也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用300年才造就出来的巨富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一项报告表明：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这一数字或许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截至2014年，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居民中约7.2%尚未脱贫，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也就是说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帮助这7000万人脱离贫困，让全体人民摆脱绝对贫困状态，这是一道世纪考题。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2015年在美国媒体发表的题为《贫穷依旧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的文章指出：如何让中国现有7017万年收入在360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与“小康社会”之间的最大障碍。贫困才是中国的头号大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客观认识，足以让人悚然而惊，也让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不得不为好高骛远的目标降温。缩小基尼系数，让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并且帮助所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全部在2020年前摆脱贫困，这是习近平执政团队治国理政的又一道严峻考题。

三是反腐败形势严峻，维稳问题突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中国的历史学家谈话时就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来，面临着掌权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多重考验，对于如何清廉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安排。当前，一些腐败分子贪腐的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都让民众瞠目结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官员队伍中出现的消极腐败是导致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统计显示，中国国内发生的群体性事件，2003年是6万起，2008年就升至12万起，2009年更是达到23万起。对于从严治党和反腐败，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还有人甚至把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事实证明，腐败是执政党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剔除，中共将面临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如何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脱离群众、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是摆在习近平执政团队面前最为现实的尖锐矛盾，也是一场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斗争。

四是人口老龄化严重，资源、环境、生态遭遇瓶颈式难题。中国执行了30年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但也出现了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人口年龄结构失调，老龄化疾速来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人口红利面临终结。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指出，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15.5%，这其中有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坦言，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4.9%，2020年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但与此同时，劳动人口绝对数在下降，与之相关联的就是抚养比，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三个人养一个人，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养老金待遇刚性增长，收支面临巨大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倍增，多项重要指标濒临极限。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是全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占有水量仅为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109位。然而工业化又造成可用水资源的减退，在2000年至2009年间，中国可用水资源量减少了13%。三分之二的城市和3.2亿农村人口面临安全水源匮乏问题。由于地表水被污染，人们越来越多地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消耗过量，地表塌陷。中国的环境压力之大前所未有，2013年1月的一场雾霾，几乎笼罩三分之一的国土，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过半爆表。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构成了强大的倒逼压力。

五是文化价值观混乱，国家软实力薄弱。在人类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唯一保持文明传统延续不断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阅读几千年前的文化典籍，犹如与先人当面对话，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这种可贵的文化价值帮助中国人度过黑暗的长夜，维系了民族的血脉。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盛极而衰，外来文明对古旧的中华帝制构成了致命威胁，野蛮的坚船利炮更是将文明的王冠打翻在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的弱点及其消极影响，更是令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喧嚣尘上。思想上的滑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和财富观，必然造成社会道德失范。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紊乱，民族精神受到侵蚀，文化建设和信仰建设跟不上全面改革的需要，也支撑不起民族复兴的需求，理想信念弱化、价值观缺失、道德素质下降、文化创造力不足、国家文化软实力与领导型大国地位不相称，如此等等，都会造成执政党和民众思想信仰“缺钙”，甚至有可能被敌对势力“不战而胜”。

六是中美关系进入高度敏感期，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当中国站上世界经济总量亚军的领奖台时，“世界冠军”美国的眼神不可避免地起变化了。美国在世界“经济冠军”的台上已经稳坐了100多年，而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其心态的复杂自不待言。中美之间不但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两国的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战略都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牺牲和奋斗，绝对不愿意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或者跟班，更不可能抛弃传承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去与他国完全接轨。独立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不容置疑的选择。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继承的是以大英帝国为导师的霸权遗产，其对世界格局的构想是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雁行队列的基础上的，对权力的排他性选择也是美国社会难以舍弃的惯性思维。中美的正面竞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竞争，其敏感性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并且在极端情况下，还有从高温度竞争向高烈度冲突演化的可能性。除了要应对美国的猜疑、遏制、打压或者拉拢之外，21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也不容乐观。曾经的东亚霸主日本不会甘心就此沉沦，必然会有激烈反扑。受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的印度，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加上西方列强唆使，也有意与中国一争短长。越南、菲律宾等在南海不断挑衅，朝鲜半岛更是是非不断，甚至有“核爆炸”的危险。已经受到削弱的俄罗斯尚未脱困，前路不明，一个过于瘦弱、局势不稳定的俄罗斯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亚、中东、西亚、非洲动荡不定，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欧洲经济不景气，民心浮躁。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化蔓延，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威胁中国安全。这些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是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合作，需要更加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中国领导人必须精心谋划。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习近平对中国改革的命运具有清醒认识，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对历史关口上的改革难度说得非常清楚，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新一轮“赶考”，誓言铮铮掷地有声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叫“赶考”。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奋斗史，就是一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超越自我的“赶考”史。

“赶考”的典故，来源于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泽东形象而深刻地将此比喻为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跳出“胜利—骄傲—腐败—灭亡”这个支配了中国几千年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艰辛探索的历程。

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陶醉于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是反复思考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为人民长久执政、执好政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并尖锐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针对“四种情绪”和“糖衣炮弹”，毛泽东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冷静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内还做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在毛泽东告别西柏坡进京“赶考”64年后，2013年７月11日至12日，已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的习近平再次来到西柏坡，重温中国共产党执政“赶考”的历史情怀。

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习近平在毛泽东当年提议的“六条规定”前久久驻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伫立展板前，习近平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在与当地干部群众举行的座谈会上，再一次就“赶考意识”作了解读：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这是习近平的客观分析——他表示，中国共产党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

习近平最后表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过了党、国家、人民交给我们的沉甸甸的接力棒，我们一定要接好这一棒。”（ 〔美〕罗斯·特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