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温】

　　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当年出版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该书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轮廓，充分展现了作者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详实的统计资料、娴熟的数量分析技术和深入的思考。尽管其分析样本主要是发达国家以及少数欠发达国家，截止时间是20世纪中后期，但这本著作所揭示的经济增长规律，对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和预见未来都不无裨益。

经济增长的事实：看得见的增长与结构变迁

　　当前全球的15—18个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人均产出都具有较高的初始水平。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跨入发达国家行列，或因为初始人均产出过低，或因为过去一个或一个半世纪内人均产出的低增长率，抑或兼而有之。

　　除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外，现代经济增长中另一个最为明显的现象就是结构变迁，包括部门间的产出比例和劳动力比例变化。本书对三个产业部门及其细分部门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产业（A部门）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等相关部门，第二产业（I部门）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煤气和水，运输、仓储和通讯；第三产业（S部门）包括商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各种个人的、专业的、文娱的、教育和政府的服务。分析表明：（1）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中，A部门份额显著下降，I部门的份额显著上升，其中主要来自于制造业部门份额的上升；S部门的份额大多微微上升，法国、美国和加拿大除外，呈显著上升。（2）在现代增长的大部分期间，A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I+S）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因此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随着人均产出的增长，（I+S）/A产出比例的长期趋势是上升；在欠发达国家，尽管人均产出可能陷入停滞，但是（I+S）/A产出比例趋势也是上升。（3）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A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急速下降，I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则有所上升，和产出份额相比，I部门劳动力份额上升并不占支配地位，或是低于S部门，或是基本相同。I部门中劳动力份额上升，主要来自制造业份额的缓慢上升，这和制造业产出比例的具有支配地位的上升截然不同。接着是S部门份额的显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库兹涅茨把上面这些趋势称为产出结构的“工业化”和劳动力结构的部分“工业化”和部分“服务业化”。

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库茨涅茨认为和现代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这主要归功于生产率即单位投入产出的高增长率，他认为在许多国家人均产出的增长中，至少有80%归功于生产率增长。库茨涅茨认为“现代发达的经济在其连续的发展过程中，会相继出现各种新的生产部门”，但是他也遗憾地指出现有的部门分类未能把新行业从旧行业中分离出来，难以对三大部门在技术上的新成分和旧成分分离出来，这限制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上面提及的结构变迁事实就是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当要素从低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向高生产率增长部门，要素资源配置优化带来所谓的“结构红利”，进而带来生产率和产出增长。

　　对于人均产出或生产率的高增长与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之间的联系机制，库茨涅茨给出了三种解释：一是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例如：现代经济增长之前，农业部门的高份额反映了低生产率时食物需求的重要性。在食物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时，工业品则成为人们的重要需求，这带动了工业化。一些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革新会随之出现，在满足现有需求的同时也带动了新的需求。二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产品基于比较优势进行进出口贸易，贸易结构的变化会推动本国生产结构变化。技术变革减少了运输和通讯费用，从而扩展了国际贸易范围，发达国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其比较优势，从而带来生产结构变化。三是技术革新的高速度及其扩散。在任何特定时期增长显著的部门，往往就是技术革新的中心。库兹涅茨特别强调新知识和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是高增长的必要条件，有用知识和科学是现代经济增长顺利前进的主要因素，它具有跨越国家和世界性特征，一个能从内部促进科学繁荣的体制就十分必要。

经济结构变化的连锁反应：不可预见的问题

　　库兹涅茨敏锐地洞察到生产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经济结构其他方面的变化，经济结构变化对其他社会制度也会产生影响，具有一种连锁效应。作为新生事物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自然要求新型的法律和社会体制来适应它们，否则会出现一些不适应问题。

　　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考虑，主权国家首先要把紧张关系降低到最低限度以便解决这些冲突，同时有能力做出必要决策以适应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还要承担起建立运输、通信和公用事业，并承担教育这些基本责任，或至少帮助私人企业家从事这些建设；国有单位在调整经济和社会制度以推进和最大限度利用知识和科学方面，起着一个决定性的增补作用。

　　由于创新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和非经济结构变化具有连锁效应，人们很难准确预测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后果，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变化常常会产生不受社会欢迎的无法预期后果。只有当这些问题显得如此急迫并需要政策解决时，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出现。即使某些消极后果在开始就能预见，要采取迅速果断行动来防止它仍受两大因素制约：预测的不确定性和对新产品的高度评价。因此，库兹涅茨最后归纳道，现代经济增长，由于总体增长和结构变化的高速度（相互作用并加强），也导致了问题的累积，这些问题的累积是难以及时预见到的，增长率和结构变化率的幅度大小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大小、程度和新颖情况。虽然作者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政府是可以在其中有所作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推进结构优化角度来实现长期增长，同时政府要尽可能减轻结构变迁带来的各种显性或隐性问题，让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