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以鑫

名家特稿

编者按

《延安文艺大系》由《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刘润为任总主编，贺敬之、黎辛、陈晋任顾问。丛书收录了1936年秋到1949年7月，在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生活、学习、工作与考察过的人，当时所创作、翻译、发表、演出、展览以及出版的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的各个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总计1200万字（含图片1300多张），共17卷28分册。本文节选自小说卷主编马以鑫为小说卷所撰写的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的文坛

从1922年1月开始，《文学旬刊》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栏目：《民众文学的讨论》，其中就有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文章。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20年代后期，那就是1928年11月问世的《大众文艺》杂志，开始更多、更集中地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而且开始出现所谓的“大众文艺”的作品。郁达夫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

关于这一点，郑伯奇有过一段很中肯的分析：

“新兴文学的初期，生硬的直译体的西洋化的文体是流行过一时。这使读者——就是智识阶级的读者——也感觉到非常困难。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蒙着很大的不利。于是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了。”

伴随着“左联”的成立，出现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运动，那是在1930年、1932年和1934年。即使如此，依然没有出现多少让人信服的理论和作品。

我以为，新文学从发轫起，就注重文艺大众化，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依然成效甚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学作者更多的是突出“启蒙”的历史责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眼下的大众，更多的是被启蒙者，或者是等待着被启蒙。于是，这就出现了反差。而他们强调的“大众”，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普罗”，即工农大众。新文学并没有走进大众，而大众喜欢的依然是旧文学，也就是鸳蝴小说，其中更多的是言情、武侠之类。

抗战开始，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文艺界很快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实际上也就是突出强调人人投入抗战，人人提笔写抗战。于是，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投入写抗战，更有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抗战英雄和人物，进入到文艺作品中。

文艺大众化开始出现新的景象。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突出强调了“为群众”和“如何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说，《讲话》是对五四新文学所倡导、并有了新的转折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和历史的总结。《讲话》对文艺大众化有了一个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也更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阐释。就在《讲话》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看了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在写给齐燕铭、杨绍萱的一封信中，就作品主人公的阐释，也应该引起作家注意，谈了他的意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它“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这时候对文艺大众化有了一个全面的论述。归纳起来，那就是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拜工农大众为师、做他们的“孺子牛”，文艺作品要以工农大众为主人公，写他们、演他们，同时要让工农大众也能够参加到文艺创作中来。由此，也就形成了“工农兵”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延安文艺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

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谨以革命历史文献《延安文艺大系》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纪念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中的《小说卷》，收入短篇小说八十余篇，百万余字。

从题材和内容上分，大致可以看到，首先是篇幅较多的战争描写，有《石门阵》《进城·出城》《被炸毁的城市》《在旅部里》《旅途》《诱》《第一次侦查》《路》《怀义湾》等二十来篇。可以说，这些战争展现，非亲历者无法写出。那战场的硝烟、侵略者的狼嚎残暴，一一得以展现。从大的战争场景，如《参加“八路”来了》，就写出了轰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换头记》是对敌人的严正复仇，《化装》则表现了智取，而《吕站长》展示出粮站支援前线、前线取得胜利的一个侧面。

篇幅也比较多的是妇女题材，有《磨麦女》《凤仙花》《夫妇》《乡长夫妇》《雷老婆》《新规矩》等近二十篇。新政权的建立，比较能够体现新气象的就是妇女翻身。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终于也可以活得是一个人了，她们不再受旧制度、旧习俗的压迫和束缚，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因为“现在连小脚婆姨也会找到说理的地方——政府办公所在”（《喜事》）。《未婚夫妻》描叙了一个已经定下婚事，但还未被娶上门的姑娘，也勇敢地走出家门，同未婚夫一道，投身到打击敌人的行列中。《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有一个副标题：《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同志》。可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写作，一个女人非但翻身得解放，而且还当上了边区参议员；她还不仅仅有了这样一个身份，而且还真正为老百姓、为边区建设作出了贡献，终于获得了大伙由衷的称赞。《母亲》《儿子》等篇反映了大娘把受伤战士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服侍，只愿他们能够早日养好伤再到前线杀敌立功。《碑》是一个令人扼腕的记叙，一个女战士，奋勇杀敌而壮烈牺牲，老百姓为她立下一块让人永远怀念而不忘的碑。

农民形象在小说中有充分表现，诸如《老实人》《过梁》《月黑夜》《赵文仓老头子》《村东十亩地》等十余篇。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进行了土改，有了减租减息，千百年来受苦受难的农民翻身得解放，他们的精神面貌产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在他们身上，开始洋溢着开朗、自豪的气息。但是，我觉得，有些作品表现出我们过去没有注意、或者多多少少忽视的东西。柳青的《土地的儿子》写出了农民的变化。一个叫李老三的农民，原先是一个“不会受苦的人”，懒惰、赌博、偷盗，什么坏事都干。但是，在接受了教育以后，他先是做石匠，并越做越好，终于，他成了家，并且用石匠的精心收拾整理自己的土地，这就有了好收成。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写到了当时农村翻身农民开始有钱买地了！李老三就买了“尚二财主的三垧地，恰好这地又是他父亲卖给尚老财主的，每垧地价一石四斗五升小米，合计是四石三斗五升”。这是当时乡里轰动一时的事件，有人称之为是“烂皮袄裹珍珠”。上级还大力倡导农民买地，很快，“新社会刚刚五年的光景，八十一户人家买了二百五十六垧半！赎了一百零三垧……”这段描叙，真是令人深思和回味。

《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有一个副标题：《一个医生讲的故事》。二流子王四吃喝嫖赌、敲诈偷骗，样样都来。终于，他知道自己错了，悔恨交加，于是用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胸口。幸亏在医院得救，而且医生给他做了“精神治疗”。身体痊愈以后，他开了一家骡马店，逐渐过上了好日子。《莫忘本》讲述了农民朱元清，因为勤劳肯干，得到大伙的拥戴，在“投豆粒”的选举中，被选为村长。村上传言：“一颗豆，一颗心，颗颗投给朱元清。”可是，这个村长很快就讲究穿、戴、吃，连说话的样子、语气都变了。更可怕的是，他竟然在分地中，以给“村政”的名义，留下一块好地，还让农会会员帮他收谷子！老百姓开始愤怒了：“翻身翻身，光翻干部啦！”上级知道了这件事，很快下来调查处理，而朱元清终于有了转变。

《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一个乡村农田有了蝗灾，老年人都想用老办法，那就是请阴阳先生出山。可是，新政府有文化，不信这个邪，要带领大家动手打蝗虫。于是，“老”和“新”唱起了对台戏。一边是阴阳先生念咒烧纸，一边是大伙动手下地消灭蝗虫。终于，老阴阳毫无办法，而那边的蝗虫终于被消灭。这个“老阴阳”，很容易让人想起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和二诸葛。

对边区的变化，有论者认为：“抗战时期边区的乡村建设活动，很多史著将其归纳为‘土地改革’。从宏观的角度，这种概括不能说不准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的确是以‘土地改革’为核心——不管是抗战前的‘土地革命’、抗战中的‘减租减息’，还是抗战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总针对着土地问题，差别不过是程度和方式的不同。”的确是这样，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福贵》，其意义就在于写出了农民的深刻变化。那三仙姑、二诸葛，正是在新生活面前，不得不有了改变。而福贵，从受苦受穷的堕落，又到悔改，终于成为新生活的主人。这种变化，其实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因为有了新的政权，才有了新的生活，由此，农民也成为新的农民。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就是土改。

赵树理的小说，一方面着眼于转变中的农民，同时眼光犀利地注视到农村新政权的变化。其中，固然有混入而为非作歹者，也有有了权力以后很快腐化堕落者。这在《小二黑结婚》中已经有所触及，到了后来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就有了更多反映。有论者认为，赵树理作品更深入的地方就在于揭示了农村的“权势”：“权势大于法，成为当时大小村落的恶性肿瘤，吞噬着一个个灰暗的生命。但可喜的是，在赵树理每篇小说的后半部分，都终结了权势大于法的惯性运行，法外权势的衰落与去‘势’成为一种理想蓝图。”

至于农民的生产劳动，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有《新垦地》《麦收的季节》《模范班》《过意不去》《活跃在前列》等十来篇。《“四斤半”》写的是一个劳动英雄，一把镢头重达四斤半，是他体力和劳动的象征。这位劳动模范，还带动了周围，大家都为了生活和前线，奋力劳动。其实，在边区，这里的生产，已不仅仅是下地，而且有纺纱（《纺车的力量》）、还有印刷（《师徒》）等等。《黑女儿和他的牛》中农民爱牛、喜欢牛，把牛当成宝贝；牛，是他生产劳动的好帮手。

也有从国统区过来的作家，同时还是写着国统区的生活。周立波的《麻雀》《纪念》叙述了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的一段难忘日子。《无声的歌》也是对当年监狱生活的表现。《陈念慈》记叙了学成归国的外科医生陈念慈在广州为伤病员治病的故事，而《不幸的遭遇》《爱》展示的是当年西安发生的故事。

《去国》的触角深入到日本侵略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当年是如何反感战争，但被逼无奈到了中国，心中弥漫的是痛苦和悔恨。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大半年后，小说《在晚霞里》记叙了当时的惨烈，以及主人公最终幸运逃脱。作者没有直接点出“皖南事变”，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察觉，这就是当时的一个侧记。

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早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其实，在题材上着眼，我觉得很难分。是战争？是妇女？是新农民？等等。我以为，孙犁其实是把小说当成诗一样来构思，诗一样的来写作，追求的是诗的意境、诗的表达、诗的韵味，因此而成为延安小说中不多的“美文”。

《延安人》《龙》《“俺们毛主席有办法”》等篇，展现了革命领袖当年的风采。而《刘志丹的故事》以《永宁闹革命》《刘志丹来了》《夜袭》《蓝田的失败》等十二则故事，描述了刘志丹的英勇事迹，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从小说的作者来看，有从国统区进入延安地区的；有当时才崭露头角、后来在当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也许，有人当时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正是从延安起步，后来成为重要作家。也许，其中还有只是一些业余作者的偶尔习作，但正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延安文艺大众化的体现。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有些篇什可能还比较稚嫩、比较粗糙；题材和内容，以及作品的主人公比较多地集中在农民和战士身上，缺乏更多的开拓。这些，可以看做是延安小说的一个不足。然而，瑕不掩瑜，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和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