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势头的低落,显然应该更加重视社会财富分配问题,重视资源和要素投入问题,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持续性的问题。
如果盲目学习凯恩斯主义周期管理政策,或者跟随美国的货币主义调控思想持续紧缩货币,加上国家税收收入连创新高的结果,就是能源原材料价格、税收水平居高不下,劳动力工资和资金成本持续上升,从而共同造成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开始大幅下降,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
而要走出这种不良局面,必须破除对“凯恩斯主义思想”和西方“货币主义政策”的盲目崇拜,认真回顾一下马克思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理论、供给学派理论,并借鉴美国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的经济调控思想,适当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供给侧,给中国财富增长添加新的活力。
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尽早触底复苏,当前最有效的措施是下决心扩大减税力度,并用发行国债弥补财政缺口,既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又可以提高社会限制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开启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减税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增长,更可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增加财富创造能力。在劳动用工方面,则应该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允许劳动用工制度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在继续深化市场机制改革方面,则应该加速推动垄断领域的改革,释放经济活力。
对于当前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依靠体制变革和要素投入的“斯密增长”和“库兹尼茨增长”的潜力很小,而依靠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潜力很大。能否顺利实现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拾经济增长动力,根本出路还在于从人口战略升级到国家人力资本战略,推动制度变革释放经济活力,优化资源科技组合促进产业升级等。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会自发地实现,而是因为相对供给过剩、“供给老化”“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等原因,随时可能中断。一旦上述原因造成“供给不能自动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偏离均衡,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放慢,甚至出现长期经济下行。
为了让宏观经济恢复均衡,让经济增长回到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各经济学派分别从所有制和收入公平分配、刺激总需求等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改革主张,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经历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和近二十年的总需求管理之后,只有依靠新供给主义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改革,才能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均衡状态,并恢复增长的活力。
与马克思把经济衰退的原因归于私有制和市场本身或凯恩斯主义把经济衰退的原因归因于需求不足不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性衰退的原因在于供给结构老化。
因此新供给主义战胜经济衰退的有效办法既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产业政策,也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而是“更新供给结构、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措施。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
新供给经济周期图
资料来源: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从供给端和供给结构变化出发,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供给和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
(2)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给开发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
(3)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新供给领域,则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逐步趋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
(4)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陷入萧条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在没有计划手段或行政干预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在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在供给扩张阶段,1个单位的有效供给,能够创造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而在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逐渐降低,直到供给老化阶段1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创造1/n个有效需求。
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
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不但原投入的生产要素报酬不能及时回收,而且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
同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
反之,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可能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而五年计划或经济史上的产业政策,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之外也很少有成功的案例。
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办法是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为了刺激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通过“放开新产业供给约束、减少新经济供给抑制”的方式,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和最终均衡状态”。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等财务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
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些都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五大财富源泉出发推动供给侧改革思想相吻合。告别围绕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来回“踩油门、踩刹车”,从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五大财富源泉入手提高“发动机”的运转效率,才能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