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和美学守望建筑的尊严

——有感于梁思成《拙匠随笔》

      梁思成，这位致力于中国古建遗产勘察保护、文献整理研究的“大家”，为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与开创贡献了毕生精力。时至今日，他早已成为文化记忆的符号，承载着我们对中国古建筑的那份情感依托。很难想象，正是这样一位开山之人，却以“拙匠”自谓，为我们呈现了一本“小书”——《拙匠随笔》。“拙匠”绝不仅是一种客套的谦逊，它更表明作者的“标准”与“态度”：以历代的古建成就衡量自身，满怀敬畏之心；以工匠的务实严谨提醒自己，不以大师自居。从而，他的设计规划、文章风貌无一不是人格的外化凝练，表述着对建筑的生命情感体认。

　　《拙匠随笔》一书所录的文章虽多为作者研究外的建筑科普性随笔，却足以呈现他的设计理念、历史视野和美学追求。阅读此书，我们丝毫没有感到专业化的枯燥艰涩。相反，梁先生的文字晓畅又洗练，叙述平实而有味。如何把建筑知识普及给大众读者，使建筑设计传递情感温度，最终让读者“享受”建筑艺术，才是他写作的旨趣。

　　“拙匠随笔”原为梁思成于1962年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5篇漫谈建筑的系列文章。虽时过境迁，但文中对“建筑”的界定理解，对“建筑师”的职责描述，却显得精准全面，富于洞见。作者行文往往以问题为导向，摆出以往对于建筑认识的误区，然后条分缕析，在例证和辩驳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论述是情感、理性与依据的结合，它丝毫没有俯视的优越感、专业的压迫感，而是让读者心悦诚服。建筑的学科归属是什么？它的三大要素是什么？如果你提出这类常识性问题，如今的教授专家也许不屑回答。但梁思成却认为这些问题恰是核心，因为它关系到对建筑的本体认识。认识不深刻，就如地基不牢靠，设计就无从谈起。事实上，作者巧妙地将两个问题归并，建筑的学科性质正是由三大要素所确定。我们对建筑“适用、坚固和美观”的要求，决定了建筑必须兼顾社会实用、工程技术和艺术审美，成为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美术的交叉综合。

　　事实上，梁思成不仅在为建筑“正名”，也为建筑师设定了全新标准。回答这一问题，就是重申建筑师应当坚守的原则，用12个字概括就是：全面联系、历史具体、协调矛盾。如何让建筑满足功能分区的统一系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解决建筑内部、建筑与环境、设计与技术限制之间的矛盾，都离不开践行原则的智慧。梁思成并没有搞“平均主义”，他始终强调适用坚固的首要性、美观的从属性。他看重经济实用，立意在先，反复调研，都是为了“尽可能发挥其可能性而巧妙地利用其局限性”。也许，在如今追求“概念前卫”的设计师看来，“适用坚固”的首要标准已是“古板老套”。然而，当我们反观当下建筑设计中泛滥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为了标新立异的感官冲击，将经济适用抛之脑后时，他们缺乏的正是梁思成身上的务实严谨与历史担当。“建筑是一种全民性的，体积最大，形象显著，寿命极长的创作。”它不是设计师耽于个体意识的纯粹艺术，而是影响大众生活环境的公共存在。

　　梁思成并非对建筑的艺术性重视不够，他只是客观描述了实用为前提、审美为从属的逻辑次序而已。在他看来，建筑作为有轮廓、有体量的呈现，审美当然必不可少。书中《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一文表面看介绍了建筑表现技巧中变化与重复的问题，却从侧面展示了作者融贯各种艺术门类、探寻艺术规律的智识。在与音乐、舞蹈和绘画的比较中，他揭示出建筑同时完成从艺术空间到时间的持续性和流动性。他说明了建筑自身的韵律节奏：重复运用相同构件单元形成“主题”，差异点缀其上形成“变奏”。这是艺术性“差异的重复”，大统一中的小变化，同时避免了单调枯燥和杂乱无章。

　《祖国的建筑》和《中国建筑的特征》则是姊妹篇，前文勾勒了“史”的线索，后文实现了“纲”的举要。《祖国的建筑》可谓对唐宋元明清的木构、砖石建筑做了一次“巡礼”，涉及塔、楼、桥、城、园林及陵墓等建筑门类。作者极短的篇幅蕴含着极深的沉思：如从各代斗拱大小、屋檐形态，观察王朝雄浑、纤巧审美风貌的演绎；从斗拱结构交接处，亦是审美装饰处，领会到审美形式与技术内容的合一；从中国以“重楼”形制改造外来“塔”的建制，描绘了建筑本土化与民族融合催生审美新品类。更重要的是，梁思成挖掘出建筑历史流变中的不变“原型”：砖塔、铁塔虽选用新材质，却无一例外借用沿袭了木结构“法式”。它类似于“文法”规则，形成了惯例，世代遵循。作者的敏锐眼光，无疑切中了建筑艺术深层的密码。“法式”就是历代人们乐于接受、普遍承认的“富于情感的形式”，它沉淀着整个民族的选择和情感容量。

　　因此，梁思成创造性地以“法式”构建了“中国的建筑体系”的表述。他不以国别作为划分依据，而是将使用“中国法式”的所有建筑都整合在体系内，如联系性的建筑组合、轴线、木制框架、斗拱构件、屋顶出檐都是其显著风格。他并未囿于古建筑的分析，而是体现出可贵的历史视野，在历史思考中，预见未来建筑工业化的可能性。框架结构既可拆卸重装，法式也为建筑构件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了启发。我们不禁要问，梁先生是想实现建筑的批量生产吗？他预想的标准化会对艺术独特性有何影响？实际上，构件和法式虽是标准，但却可以通过改变比例、尺度、搭配、色彩和节奏等技巧生发无穷变化。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则彰显着梁思成“城墙卫士”的孤独坚守，以及一个城市规划者对历史、民族的使命。规划绝不是以使用功能为标准的优胜劣汰，它要权衡文化情感、历史传承和发展前景的整体利弊。梁思成强调城墙作为北京人民情感共同体的象征，“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同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

　　《拙匠随笔》的成功，在于梁思成平易的姿态，不故弄玄虚；翔实的例子，答疑解惑；艺术的会通，富于情趣。这些正是大家风范：有才识，不炫技，能深入，善浅出。他以对大众讲述为首要标准，实现作文如“说话”的艺术。如果不是基于长久的实践经验和考察研究，就不可能在“小文”中完成力透纸背的建筑思索。作者对古建筑的品评鉴赏，也实现了技术结构、审美风貌和艺术分析的三位一体。可以说，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的深刻理解，在于他始终将“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统一起来，用深沉的历史意识与艺术观照倾诉着对建筑的敬畏尊崇与隽永之爱。

作者：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