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主要对2003－2013年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进行了回顾和记录，也穿插了他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他早年的经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个人成长史，更是一幅本世纪初大国外交的全景式画卷。

     2006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这天，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完全自绝于中国人民和中日友好事业。日本国内批评小泉的声音也空前增多。这期间，日本政坛围绕小泉后任的竞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靖国神社问题和对华政策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随着2006年9月20日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期的日益临近，前景逐渐明朗起来，安倍晋三的支持率最高，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当选几乎没有悬念。

     到了这时，大家对安倍在靖国神社问题和中日关系上的立场和主张更加关注。安倍此前每年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自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开始在是否参拜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既不说去，也不说不去。

     安倍在选前出版了　《迈向美丽的日本》一书，全面阐述自己的内外政策主张。关于中日关系，安倍表示这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与中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在经济上和安全上对日本非常重要。两国领导人应直接见面，坦率对话，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为开辟日中关系未来，日本应接纳更多的中国青年访日。

     8月3日，安倍出席由中日媒体主办的“东京－北京论坛”并发表演讲，强调日中双方应扩大共同战略利益，翻开两国关系新的一页。政治、经济两个车轮都应强有力运转，使日中关系迈向更高层次。应探讨建立不怕矛盾和摩擦、进行正面对话的新型伙伴关系等。安倍的谈话表明他重视中日关系，认识到要改善两国关系，绕不开靖国神社问题。中方敏锐地捕捉到了安倍谈话中积极的信息。

     9月初，日方在东京通过外交渠道提出希望9月22日至23日在日本举行第六次中日战略对话。日方所提时间非常微妙，颇含深意，它恰逢20日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又在26日国会选举首相之前。看来，日方应是希望新首相发挥主导作用，在其正式上台前就改善中日关系与我们达成共识。

    9月22日至27日，我再次访问日本，在东京与谷内共同主持第六次中日战略对话。此时，安倍已顺利当选为自民党新任总裁。我赴日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方就如何消除中日政治障碍，实现两国关系转圜进行磋商，责任十分重大。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同时也为能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感到光荣。

     从当时的形势看，要想顺利完成任务非常困难。9月22日，我出家门时对我夫人说，此行可能凶多吉少。我夫人宽慰了我一番。到了北京机场，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前来送行，他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这次你要是谈成了，我给你塑像。他的言外之意是不看好谈判结果，这也说明磋商的难度，不光中国人，日本人也觉得很难。我对宫本说，我不需要塑像，只要能谈成，中日两国人民高兴就行。

    那次磋商谈得异常艰苦，双方都打出了各自的方案，反复交锋，往往一个措辞、一句话都要争论半天。第一天，我就建议取消其他议题，以便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那次磋商前后谈了一个星期。我和同事们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有一天甚至是凌晨六点才休息。谈判后期，我生了带状疱疹，衣服一碰就痛，苦不堪言，只能咬牙坚持。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回国后才确诊，过了两三个月才好。10月8日安倍来华访问那天，有同事见到我说，你的脸色不好啊，我说，带状疱疹疼着呢。

     25日晚，我应约与谷内再次进行小范围会谈。谷内先拿出一份方案，声称是经安倍同意的。这份方案与我们的方案差距非常大，根本不能接受，我坚决驳回。我说，中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如果我把这样的方案报告北京意味着结果会更糟糕。我们九个人(政治局常委)的方案你们都不接受，而你们的方案只是安倍一个人的。

    谷内见状就说，他料到中方不会接受，但安倍要求他提交中方，他只能走这一步。随后，谷内又拿出一份方案说，这虽未经安倍认可，但如中方同意，他愿当面做安倍工作。

     我看了看，第二份方案虽在核心问题上与中方立场有所靠近，但仍存在严重问题。我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我再次全面阐述了我方立场，驳斥了日方谬论。

     双方讨论进行得非常激烈。当时任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的佐佐江贤一郎甚至一度激动地站了起来，完全失去了外交官的冷静，两眼通红地说，在东京你们到哪儿能找到像谷内次官这样耐心的人?!　我也很不客气地说，你要是到北京去找找，有谁能够像我姓戴的这样耐心地跟你们谈这个问题?!　谷内说，那我们只好一起向记者宣布谈判破裂。我说:“破裂就破裂吧!”那个时候不能怕破啊!

     现在回想起来，第六次中日战略对话是在中日关系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举行的，意义重大。稍有闪失，两国关系可能就会失去难得的改善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中日两国人民、亚洲乃至国际社会都在密切地关注着对话能取得什么成果，十分关注中日关系今后向何处发展。

     我原计划26日回国，谷内希望我再延长一天。经请示，我将回国时间推迟到27日。26日下午，我到外务省与谷内进行第六轮战略对话的最后一次磋商。

    我向日方通报了中方立场。我说，中方坚定地认为，在我们共同工作基础上，中方提出的方案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中方已没有做出其他选择和任何灵活的余地。谷内说，那样的话，日方将在今天会谈后向媒体宣布此轮战略对话告一段落。我说，就算日方不说，我也准备提这个建议，宣布谈判结束。这实际上意味着双方谈判破裂。

     那场谈判可以说是双方意志、胆略和毅力的较量。当然，对话能几度峰回路转，最重要的还是双方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和解决问题的积极意愿。而磋商往往越是在艰难的时刻，越是孕育着希望和突破。

     我最后说，我此次怀着诚意和希望来东京与你对话，并做出了最大努力，迄今虽未有实质性进展，但感觉到中日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我仍对解决问题的前景抱有信心。如日方有意继续谈，随时欢迎谷内次官到北京去。

     谷内说，我同样没有放弃希望，愿努力到最后一刻。明天上午九点，我们另找一个地方，再搞一次恳谈会吧，与这次磋商不挂钩。我敏锐地感觉到，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同意在回国前与谷内再见一面。

     27日上午九点十五分，我去外务省别馆会见谷内。谷内拿出一张纸，是日方的新方案，是经过安倍认可的东西，我听后对谷内说，你这次有新东西，我要马上回去报告北京，以后或者我再来，或者你去北京。

    我们27日下午到北京后，立即做了汇报。中央觉得日方这个方案基本可以，让我第二天再跑一趟日本。当天深夜，王毅大使接到国内指示后立即给佐佐江打电话，当时已经是28日凌晨。佐佐江被从梦中吵醒，开始很恼火，对王毅说，你们怎么回事!又不是发生战争了!后来一听王毅说的，立马起身，两人一起去找谷内。他们到谷内家里时是凌晨四点，双方开始就方案的细节进行沟通，为我和谷内见面做好铺垫和准备工作。

     28日中午，我再飞日本。考虑到此事十分敏感，要尽量保密，为避免被媒体认出来，我生平第一次戴了墨镜，一起去的同事也都称呼我老板。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官邸，我下车马上见到了谷内，他先到了。日本记者追踪的本事非常厉害，我和谷内会面还是被他们照了相。在大使官邸，我和谷内各自发表了一点意见，相互交换了一个东西，双方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达成了谅解。

     几经周折，在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指导和决策下，中日双方最终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促成了安倍首相十天后对中国的闪电式访问。

     2006年10月8日至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问中国，这是安倍就任首相后的首次出访，也是日本首相时隔五年再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分别会见了安倍首相，温家宝总理同他进行了会谈。安倍首相提出双方要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这是日方首次把中日关系定位在战略层面。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日方首次同意以书面形式写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这次访问初步打开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僵局，此访也被国际舆论称为“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