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倡导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我讲的回归不是《国富论》中的理论主张，而是要回到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标题中已将这一方法讲得非常清楚，即“对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索”。

　　除了一些属于方法论的计量经济学之外，大部分经济学的进展，都是这些提出新理论的经济学家对所研究现象的性质和原因探索的结果。任何提出新理论的人，都是直接面对现象，去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经济学也是一样。任何现成理论都是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对他所观察的现象的本质和原因的描述，真实世界的现象常变，适用理论也常变，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方法，而不是简单照搬理论的结论，否则就成了刻舟求剑。

　　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现代才有的现象。根据麦迪森和其他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即使在当时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西欧，人均GDP的增长每年也不过0.05%，要1400年才翻一番，当然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也都一样。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均GDP增长速度突然间上涨了20倍，从每年0.05%变成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从1400年变成了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GDP增速又翻了一番，变成2%，所以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就从70年变成35年。这一变化是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结果。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就是结构的不断变迁，也就是现有的产业中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产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和各种资源不断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中去。这种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变迁，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的规模和市场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大，法律系统和金融体系也不断完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不断变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软的制度安排不断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过程。

　　上述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的增长就像是一座森林，森林的顶端高低起伏，顶端之下则是各棵树木枝干的不断去旧换新，以及旧树新树不断替换的过程。我们研究经济增长需要研究结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主张用新古典的方法去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原则，如果用新古典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那应该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是因为发展经济学刚出现时主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区别于此，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涵是什么？我主张以每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观察的切入点。每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是给定不变的，但随着时间是可以变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就是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的，内生于这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什么是经济基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我认为经济基础的基础就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马克思主义讲到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新结构经济学则进一步研究了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存在的目的是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赞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只有在根据理论所采取的行动中取得预期的效果，才能说这个理论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了世界。这是我们做理论工作的人应该谨记在心的。我常讲，一个现象只要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就代表它可以用无数多的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所以，不能满足于学到的理论或是提出的理论能够解释现象，更重要的是理论必须能够改造世界，这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也是学习理论或是提出理论的目的所在。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安身立命，但更希望我们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从后一点来讲，经济学做得还非常欠缺。因为从亚当·斯密到现在，即使经济学有那么大的发展，有那么多人拿到诺贝尔奖，成为大师，但世界上还有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经济学对改造这85%的人的命运基本上没有帮助，而且还可能起反作用。人们常讲的一个笑话是，“最有破坏力的人是谁？就是经济学家”。我希望经济学能够改变世界上这85%的人的命运。

　　中国人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中国还是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有那么大差距？是思路变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搞不好？因为它们在思路上老是跟着发达国家跑。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有一个特性，它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而且通常都是理想化的经验，老实说连发达国家也不一定能做到。发展中国家有什么特性？首先是发展阶段不同。其次，发展中国家必然有很多在过去错误的思路影响下形成的错误政策的干预，这些干预和扭曲是内生于那些错误的思路的。以发达国家理想化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永远可以作为批评家，而且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问题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来做决策或政策选择的结果怎么样？实际上从二战以后的发展和转型经验来看，还没有看到效果更好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必须反思，不能满足于做个批评家。

　　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些思路来做研究，经济学家有可能不仅使自己在经济学界有影响，而且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帮助世界那8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也可以把经济学从“令人沮丧的科学”变成“令人愉悦的科学”。（林毅夫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图为作者新著《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