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
发布时间：2016-04-22 浏览次数：1375次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中共上海市委讲师团副团长兼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朱鸿召
解放书单：每隔几年，您就会出一本与延安有关的书，《延安缔造》已经是第四本了。同样讲延安，这些书相互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联系？
朱鸿召：如果把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比喻成一条大河，那么这条河流有两个大拐点不容忽视，一个是“五四”，一个是延安。1998年，我的博士论文写延安文学，把延安作为一个样本、关键词，用来解读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化。此后，我对延安的研究没有停止，而且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史料。
如果说博士论文只是从文学角度论述，那么我第一本写延安的书 《延安文人》（《延河边的文人们》），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进入的。第二本书《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关注的是生活方式。一谈延安的历史，大多是宏大叙事，我当时想能不能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角度来打量延安。因此书里描述细节更多一些，比如延安当时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吃什么、用什么、做什么。第三本书《延安曾经是天堂》，把延安放进中国的文明进程中来加以考量，视角和范围都扩大了。
解放书单：文明进程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延安怎么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进程？
朱鸿召：共产党在延安动员每位农民至少认识1000个字，认识1000个字就已经能读报纸了。组织上成立识字组，农闲时举办认字比赛，还给农民颁奖、戴红花。我上世纪90年代去陕北做田野调查时，当地八九十岁的农民讲方言我听不懂，后来我们就用写字来交流，这多不容易啊。
在延安的十年里，共产党还开展大生产运动，鼓励劳动，开劳模表彰大会，奖励劳动模范几万元。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劳动模范的画像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画像一起陈列着。毛泽东同志设宴招待劳模，问他们还缺什么？农民劳模回答说：财旺人不旺，婆姨生娃养不好。当时陕北农村的妇女一生要生10胎左右，但活下来的一般不超过5个孩子。农村妇女地位低，有的地方习俗甚至让妇女去羊圈、猪圈里生产，不卫生，死亡率高。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让卫生部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延安的“公家人”医院免费对附近农民开放。有统计表明，当时延安中央医院接生的母婴存活率，甚至超过了北平的协和医院、香港的圣玛利亚医院和重庆的中央医院。不是医生技术有多好，而是负责任。很多农民事后抬着猪羊到医院表示感谢。
医疗的供需矛盾突出后，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中西医合作，改造传统农村的中医郎中，后来的“赤脚医生”就是这样产生的。延安县还初步建成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而这套医疗保障理念在1949年以后推广到了整个新中国农村。
类似的例子很多。
解放书单：《延安缔造》又是从什么视角来观察延安的？
朱鸿召：我一直觉得，延安制造了新中国看世界的方式。延安的影响，一直深入到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审美、价值观等各方面。但“制造”更偏器物，于是改成了“缔造”，“缔造”更能表达宏伟的创造这个含义。
今天我们政府的公文体系，为人民服务的公共话语体系，很多仍然沿用了延安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光荣的审美观也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劳动光荣”这个概念，在延安之前很少提，过去陕北话里把干农活叫做“受苦”。奔赴延安的知识女性，经过集体生活，一起参加体育锻炼，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不再是弱柳扶风的小姐样子。所以你看1949年以后的年画上、第三套人民币图案上，女性都是健美的身材、红扑扑的面颊，教科书上的刘胡兰等英雄女性也是那样的形象。
可以说，延安提供了一整套观察世界的方法，延安的精神文化遗产构成了新中国的“精气神”，此谓“延安缔造”。
解放书单：在书里，您怎么用史料去体现这一点？
朱鸿召：比如我在书中写延安文艺座谈会，本来计划开两次就行，但没想到第二次会议的总结发言捅了马蜂窝，引起更大范围争议，于是决定再开第三次。我写这段的角度，意在点出在当时百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四十余人敞开胸怀，充分发言，通过讨论、争论，求得最大公约数。这种以文艺方式解决文艺问题的做法，应该是一种典范。
一个本来才三四万人的队伍，在延安为什么十年就能赢得人心？共产党靠的是什么？这是我试图在这本书里回答的。
解放书单：能简略说说您的答案吗？
朱鸿召：近代以来我们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做着两件事，一是建立国家独立主权，二是实现民族复兴，从而完成一个使命，让每个中国人都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
在清朝政府灭亡以后，只有共产党建立了真正的独立主权的新中国。中国革命和建设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到哪里去，共产党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有了思想理论上的成熟和实践，才能带来政治上的清明、政策上的稳定、战略上的定力，以及所有党员干部的行为自觉。整个队伍的集体战斗力和团队执行力，最终爆发出创造历史的巨大动力。
解放书单：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的话语体系、文化生活已经发生极大改变，您觉得延安的精神遗产仍能影响今天的年轻人吗？
朱鸿召：它已经影响了几代人，我觉得它还会影响下去。
因为中国现在仍处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中国人要在世界上活得有尊严，必须解决不挨打、不挨饿和不挨骂这三个问题。从延安开始，我们就以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之长，但不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中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已经解决了不挨打和不挨饿，而不挨骂是文化自信和话语权的问题。
只要我们还处在这段复兴的大历史中，我们就还走在延安的道路上。而现在，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形象越来越受关注，这条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是延安，这一点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采写 本报记者 龚丹韵）
解放书单：每隔几年，您就会出一本与延安有关的书，《延安缔造》已经是第四本了。同样讲延安，这些书相互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联系？
朱鸿召：如果把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比喻成一条大河，那么这条河流有两个大拐点不容忽视，一个是“五四”，一个是延安。1998年，我的博士论文写延安文学，把延安作为一个样本、关键词，用来解读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化。此后，我对延安的研究没有停止，而且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史料。
如果说博士论文只是从文学角度论述，那么我第一本写延安的书 《延安文人》（《延河边的文人们》），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进入的。第二本书《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关注的是生活方式。一谈延安的历史，大多是宏大叙事，我当时想能不能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角度来打量延安。因此书里描述细节更多一些，比如延安当时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吃什么、用什么、做什么。第三本书《延安曾经是天堂》，把延安放进中国的文明进程中来加以考量，视角和范围都扩大了。
解放书单：文明进程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延安怎么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进程？
朱鸿召：共产党在延安动员每位农民至少认识1000个字，认识1000个字就已经能读报纸了。组织上成立识字组，农闲时举办认字比赛，还给农民颁奖、戴红花。我上世纪90年代去陕北做田野调查时，当地八九十岁的农民讲方言我听不懂，后来我们就用写字来交流，这多不容易啊。
在延安的十年里，共产党还开展大生产运动，鼓励劳动，开劳模表彰大会，奖励劳动模范几万元。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劳动模范的画像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画像一起陈列着。毛泽东同志设宴招待劳模，问他们还缺什么？农民劳模回答说：财旺人不旺，婆姨生娃养不好。当时陕北农村的妇女一生要生10胎左右，但活下来的一般不超过5个孩子。农村妇女地位低，有的地方习俗甚至让妇女去羊圈、猪圈里生产，不卫生，死亡率高。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让卫生部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延安的“公家人”医院免费对附近农民开放。有统计表明，当时延安中央医院接生的母婴存活率，甚至超过了北平的协和医院、香港的圣玛利亚医院和重庆的中央医院。不是医生技术有多好，而是负责任。很多农民事后抬着猪羊到医院表示感谢。
医疗的供需矛盾突出后，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中西医合作，改造传统农村的中医郎中，后来的“赤脚医生”就是这样产生的。延安县还初步建成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而这套医疗保障理念在1949年以后推广到了整个新中国农村。
类似的例子很多。
解放书单：《延安缔造》又是从什么视角来观察延安的？
朱鸿召：我一直觉得，延安制造了新中国看世界的方式。延安的影响，一直深入到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审美、价值观等各方面。但“制造”更偏器物，于是改成了“缔造”，“缔造”更能表达宏伟的创造这个含义。
今天我们政府的公文体系，为人民服务的公共话语体系，很多仍然沿用了延安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光荣的审美观也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劳动光荣”这个概念，在延安之前很少提，过去陕北话里把干农活叫做“受苦”。奔赴延安的知识女性，经过集体生活，一起参加体育锻炼，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不再是弱柳扶风的小姐样子。所以你看1949年以后的年画上、第三套人民币图案上，女性都是健美的身材、红扑扑的面颊，教科书上的刘胡兰等英雄女性也是那样的形象。
可以说，延安提供了一整套观察世界的方法，延安的精神文化遗产构成了新中国的“精气神”，此谓“延安缔造”。
解放书单：在书里，您怎么用史料去体现这一点？
朱鸿召：比如我在书中写延安文艺座谈会，本来计划开两次就行，但没想到第二次会议的总结发言捅了马蜂窝，引起更大范围争议，于是决定再开第三次。我写这段的角度，意在点出在当时百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四十余人敞开胸怀，充分发言，通过讨论、争论，求得最大公约数。这种以文艺方式解决文艺问题的做法，应该是一种典范。
一个本来才三四万人的队伍，在延安为什么十年就能赢得人心？共产党靠的是什么？这是我试图在这本书里回答的。
解放书单：能简略说说您的答案吗？
朱鸿召：近代以来我们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做着两件事，一是建立国家独立主权，二是实现民族复兴，从而完成一个使命，让每个中国人都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
在清朝政府灭亡以后，只有共产党建立了真正的独立主权的新中国。中国革命和建设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到哪里去，共产党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有了思想理论上的成熟和实践，才能带来政治上的清明、政策上的稳定、战略上的定力，以及所有党员干部的行为自觉。整个队伍的集体战斗力和团队执行力，最终爆发出创造历史的巨大动力。
解放书单：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的话语体系、文化生活已经发生极大改变，您觉得延安的精神遗产仍能影响今天的年轻人吗？
朱鸿召：它已经影响了几代人，我觉得它还会影响下去。
因为中国现在仍处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中国人要在世界上活得有尊严，必须解决不挨打、不挨饿和不挨骂这三个问题。从延安开始，我们就以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之长，但不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中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已经解决了不挨打和不挨饿，而不挨骂是文化自信和话语权的问题。
只要我们还处在这段复兴的大历史中，我们就还走在延安的道路上。而现在，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形象越来越受关注，这条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是延安，这一点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采写 本报记者 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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