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源自历史，也根植于现实；既是绵延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红利；既凝聚了国人的共同期待，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光。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熊玠（James Hsiung）在新近译为中文的《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一书中，从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和政治等跨学科融合的维度，尝试探寻大国复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道路，为丰富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也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复兴解读。

第二次崛起

　　理解复兴的含义，人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它与14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进行类比。但中国正在经历的民族复兴，显然有别于600年前的那场欧洲思想文化运动。《大国复兴》的英文原标题，对于诠释中国的民族复兴更为贴切，那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崛起。熊玠把古代中国定义为超级强国，不仅经济实力超强，在文化、制度、科技等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自唐代以降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发展前列，这个阶段也是相对于目前中国第二次崛起的初次崛起。

　　对于强盛的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惊叹不已。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对世界经济千年发展史的定量统计，使人们可以从数字上更直观地认识中国的第一次崛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总量上，公元一世纪的中国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在公元十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1500年到1820年，尽管经济发展有所停滞，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处在农业文明的高峰时期，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

　　历史演进从不遵循一帆风顺的线性模式，如同自然界中生命体枯荣交替的生命周期一样，王朝统治的僵化一步步把中国拖入衰落的陷阱。明代中期后，中国进入停滞衰落期，1500年到1820年的300多年时间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拉开了与中国的差距。到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和西欧的人均GDP水平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1.8倍和10.5倍，中国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

　　建立在古代中国长达千年的第一次崛起基础上，熊玠十分自然地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称为传统文明大国的复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又一次跨上了国家发展的高峰。相比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书中对第二次崛起的现实成绩描述不多，因为当下中国仅仅是处于复兴之路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对一个时间点的评述很难反映出第二次崛起的全貌。

文明的积淀

　　熊玠教授的本业是国际关系研究，在对历史传统的认识上，与基辛格博士的思路相近，他们都把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均势体系作为国际发展格局的蓝图，也都相信，历史传统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熊玠看来，中华文明延长迄今而历久不衰，既体现了文明的生命力，也为中国的再次崛起提供了基础与动力。中华文明比其他古文明存活得更久，甚至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自我调整，主要受两大类因素影响。第一类包括生态地理因素、“天道”等半宗教因素以及历史的巧合；第二类因素包括统一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和沿用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保证了朝代在更替中延续中国固有的政治秩序。这样的判断与众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观察不谋而合。比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落》中就指出，中国优秀的官僚制度是保证中国强大国家能力的基础。

　　传统的力量来自于积淀与调试，一成不变地继承传统可能会导致僵化，而彻底抛弃传统也可能引发历史的割裂。中华文明的力量，体现在传统的历久弥新上。儒家思想和贤能官员选拔形成的秩序、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公平正义与市场经济的创新与效率相互融合，赋予了中华文明新的内容和不断发展的生机。

探索的道路

　　与关注强盛的古代中国同等重要，探寻近代中国迅速衰落的原因，以及新中国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赶超，是回答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关键。熊玠认为，如果将中国的衰落和当下奔向复兴连贯起来看，西方既是中国于十九世纪后走向衰落的诱因，又是中国复兴的催化剂。在与西方的抗争中，近代中国处于明显劣势，这源自中国第一次崛起中存在的一系列隐性“弱点”。一是明代中期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停滞。中国农业经济受到土地规模的限制，当土地扩张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时，经济困难便随之而生。二是满清政府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满清统治阶级自我封闭，封建制度的实际操作更加严格和专制，在制度、军事、外交上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故步自封使中国错失了现代化改革的大好时机。三是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对于近代中国衰败的事实，熊玠借用墨菲定律描述，所有可能恶化的事情全在同一时间发生了。

　　与历史上古埃及、印度、希腊—罗马文明不同，近代中国并没有因衰落而走向了灭亡。曾经痛苦的回忆将中国人推向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最终推翻了封建统治，逐步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所以，熊玠把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概念并列起来，那就是王朝的衰落与共产主义的崛起。在熊玠看来，经历了近代中国的悲惨遭遇，中国人对西方有了深切的了解，一方面对于列强的侵略记忆犹新，另一方面中国的确有许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而这两种情感相互交错，决定了中国在不同时期与西方关系的沉浮。

　　西方学者乐于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描述为中国模式，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用西方既有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的发展走势。熊玠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处在不断丰富完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然更适合用“道路”来描述。中国道路意指一种结果开放的动态过程，而中国模式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代表某一时刻的情况。人们把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视为一种过程，通过不断的变迁和调整，最终达到既定的目标。无论是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在作者看来都是无法复制的，它是在探索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中逐渐演化而成的，探索的过程也是一次不断试错的体验，时而精准，时而失误，直到找到最佳答案。

西方的焦虑

　　面对中国的第二次崛起，焦虑是西方的第一反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便甚嚣尘上。熊玠教授认为，中国威胁论的实质是惧怕中国复兴，担心中国这个新兴力量打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近500年来建立起的世界均势格局。

　　如何打破西方的焦虑？熊玠尝试从中国的第一次崛起中寻找答案。他认为中国第一次崛起，是相对和平的崛起。究其原因，一是经济的。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广泛分布的河流航道以及水系的支持，除了能够自给自足外还有盈余，这就使得中国无须转向海外市场以获取更多资源，也没有建立殖民地和以其他形式扩张的需要和野心。二是文化的。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相信以“王道”而非“霸道”服众，对价值观认同的追求远远大于对领土和资源的占有。

　　基于以上的判断，熊玠认为，对中国复兴的理解，应该打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历史传统，从文明复兴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而不应把中国作为“修昔底德”陷阱中必然挑战既有权威的新兴霸权力量。当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国人满怀信心为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的同时，从西方学者的视角观察中国崛起，不仅给了我们更为开阔的世界视野，也会让我们的历史视野和哲学视野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