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全新修订版)郑永年著中信出版社 

　　是“中国世纪”的来临，还是走进了“困局”？针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猜测。
　　猜测只能是猜测，现实中的中国，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不受干扰，稳步前行。这个逻辑，即“中国模式”。
　　较早提出和解释“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是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2009年他出版《中国模式》一书，次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十大好书”，并成为中央党校指定教材。近日，该书出版全新修订版。
　　据悉，此次修订，精简原有内容，新增10万字，更新内容过半，并将书的副标题由“经验与困局”改为“经验与挑战”。从“困局”到“挑战”，7年间，郑永年对“中国模式”的观察与解析有了哪些变化？为此，《读书周刊》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不是简单重印而是基于两个原因作出的大幅调整

　　读书周刊：《中国模式》一书初版于2009年，次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成为中央党校指定教材。此次修订，精简原有内容，新增10万字，更新内容过半，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增减？
　　郑永年：当时出版这本书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危机发生后，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西方各国，都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尽管之前也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也有人把“北京共识”和后来的“中国模式”概念联系起来，但在2008年之前，“中国模式”的概念并没有流行开来。
　　围绕“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当时在国内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因而优于、甚而应当取代“西方模式”；另一些人则对“中国模式”没有信心，认为改革就是要改掉“中国模式”。在西方流行的大致也有两种观点，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模式”是“西方模式”的威胁。
　　我长期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当时就觉得有些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过于政治化，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和中国的实际经验不相吻合，无助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因此，我决定把自己思考这一问题的文章集合起来，作为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并把书名定为“中国模式”。
　　全新修订版不是简单重印，而是基于两个原因作出的大幅调整。
　　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围绕着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国际社会产生了两种全然不同的预测，一种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种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困局”。作为中国问题研究者，我不能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做选择，而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二，在过去数年里，我不曾中断对“中国模式”这一问题的思考；相反，我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写下了不少新的文字。
　　读书周刊：多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争论不断，甚至还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郑永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均GDP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二三百美元增至今天的7800多美元，取得如此成就，说明中国一定有着特别的发展模式，其中蕴含着宝贵的经验，这点中国完全可以自信。
　　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往往光讲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忘记了回答“我是谁”。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上；而就外部而言，“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不能回答“我是谁”，中国的软实力便无从谈起。
　　读书周刊：我注意到，初版时书的副标题为“经验和困局”，修订版改成了“经验和挑战”，借助用词上的变化，您想表达什么？
　　郑永年：从“困局”到“挑战”，是一种从认识到行动的递进。
　　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也存在着不足的地方。“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进“中国模式”的关键便是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所在。根本弊端得到纠正，依附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一些人一提开放就想到多党制。从经验来看，多党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很多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有效方法。保持开放对执政党而言，永远是个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应对这个挑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改革的重点是经济改革，现在是到了制度建设的时候了，其核心便是法治。这样的先后次序符合历史的规律。
　　这些都是修订版中新增的内容。总的来说，这本书是要回答以下问题：“中国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该如何改进？

　　中国崛起必须研究如何减少“颠簸”，如何避免“颠覆”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讲到，“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但如果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失去平衡，也会导致模式的危机、甚至衰落。
　　郑永年：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因此，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这一问题。
　　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的研究，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可能出现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正是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读书周刊：这正是您和杨丽君教授合作、本月面世的另一本书《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的主题。
　　郑永年：是的。我们在这本书中界定了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十大内政领域和十大外交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界定并非仅仅根据理论假设，而是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观察。讨论和理性地分析这些可能性，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
　　读书周刊：听说部分篇章的主题未出版前已引发大量讨论和关注。
　　郑永年：“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对内，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顶层设计”，强势推进改革；对外，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人们在欣慰于这样一个全新局面的同时，也对国家的未来有所忧虑，因为内部出现了经济下行、股市震荡等情况，外部存在着东海、南海问题，及朝鲜半岛核危机、恐怖主义的威胁等。人们担心改革道路上的“颠簸”一不小心会变成“颠覆”，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何减少“颠簸”，如何避免“颠覆”，如何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生民计、为社会计、为国家计，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读书周刊：您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
　　郑永年：现在离中国建国100周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那么到21世纪中叶，是可以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的。但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同时也必须容许改革者在改革过程中试错，但必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如果出现颠覆性错误，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将付之东流。

　　光有知识不够知识分子还要有社会关怀

　　读书周刊：您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直指当下“知识短缺”现象，引发舆论热议。
　　郑永年：直到今天，我依然这么认为，并着手写作新书，书名就叫《知殇》。
　　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我认为，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有效知识的短缺。知识帮助人们解释事实，明了方向，解决问题。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很多时候，他们是在论证政策，而非研究政策。
　　长期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只是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有通过结合中国实际而得到发展。在不存在中国经济学的情况下，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各种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往往导致问题恶化。
　　读书周刊：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可以理解和解释“中国模式”；只有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立的批判精神，才能透过纷繁表象，超越主义纷争，把脉中国的未来。从您这些年来出版的多部著作中可以看到，您一向坚持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方法。
　　郑永年：尽管现在的研究者大都有博士学位，但很多人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他们是读着教科书成长起来的，他们玩西方的概念有时比西方人玩得还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却一知半解。
　　没有一种社会科学不是从实践中来的。所有的理论，都是关心生活、关心国家的结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自他对当时城邦社会的观察。
　　我不去评判他人是怎么做学问的，我自己是搞政策研究的，所以我一直保持着和现实社会的交流。我们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不能因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经验不够，开不出药方，而责怪病人生错了病。
　　读书周刊：您如此孜孜不倦的书写是为了什么？
　　郑永年：普及常识很重要。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的常识要是出了错，后果会很严重。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光有专业知识不够，还要有社会关怀。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对外宣传的形式背后，一定要有知识体系的支撑，不然，对外宣传什么呢？知识分子有贡献知识和内容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