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经典、融入当下，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当代读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２０１７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部署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任务。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共识度越来越高，古籍整理成果显著，文史类图书畅销，传统文化类节目热播。《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的出版恰逢其时。

　　在当下传统文化读本品种繁多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编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编袁行霈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激活经典，让经典的生命力绵延下去。“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是编委会在工作伊始就达成的共识。

　　如何连通古今、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最难的一关，也是最需要的一环。《百部经典》编纂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把那些具有代表性、富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经典选取出来，寻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深度契合点。“阅读古典要在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层面上，浸润人的心灵。所谓深度契合，就是不给古人贴标签，不能生硬对接，而要以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提高人们的品德、修养和智慧，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袁行霈表示。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百部经典》既追求学术上的高水准，又力求古为今用，让优秀传统文化贴近现实生活，融入课堂教育、走进人们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

　　披沙拣金、着眼普及，搭建传统文化与大众之间的桥梁

　　在灿若星辰的古代典籍中选取什么样的经典，如何把这些经典中的精华提炼出来、阐释好，是《百部经典》编纂的一个重大课题。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介绍：“《百部经典》的目标是立足精选精编，举名家之力，力争编出一套思想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统一的读本，使之成为广泛认同、传之久远的范本。”

　　据了解，《百部经典》已确定了四批书目，共５４种。书目上起先秦，下至辛亥革命，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力求做到广纳百家、百花齐放，不仅选入哲学、文学、历史等著作，还择选一些科技类、艺术类等著作，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作为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百部经典》在学术界潜心研究、钩沉发覆、辨伪存真的基础上，对历代典籍中最精髓、最精彩的部分进行深入阐释。编委会认为，所选书籍既要是经典，又要经过注释和解读为大众接受，化繁为简、通俗易懂。为此，《百部经典》采取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相结合的编纂体例。导读提纲挈领，原典精选底本，注释明白晓畅，点评画龙点睛。书前放入古籍善本书影，卷末附《主要参考文献》，为读者延展阅读提供更丰富的途径。

　　积众人力、集百家长，努力打造广泛认同的优秀读本

　　为编好该丛书，聘请了饶宗颐、冯其庸、叶嘉莹、章开沅、张岂之、刘家和、乌丙安、程毅中、陈先达、汝信、李学勤、钱逊、王蒙、楼宇烈、陈鼓应、董光璧、王宁、李致忠、杜维明等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造诣深厚的学者担当顾问，进行学术指导。并专门成立编纂委员会，由袁行霈担任主任委员、韩永进担任副主任委员，成员包括瞿林东、许逸民、陈祖武、郭齐勇、田青、陈来、洪修平、王能宪、万俊人、廖可斌、张志清、梁涛、李四龙。编委会负责总体规划、选定书目、制订体例、掌握进度，团结众多学者，举全国学界之力，推动这项工作。每部典籍都由对其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承担注释和解读。首批１０部书的解读人余敦康、钱宗武、李山、钱逊、梁涛、王中江、陈鼓应、孙中原、黄朴民和张大可，都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此外，每部书至少邀请了两位专家审订。《尚书》解读人钱宗武表示：“在当下，聚合全国优秀的学者，做这样一套既立足学术又面向大众的丛书，是颇具历史使命感的作为。更应该全力做好，做成流传后世的经典。”编委、《孟子》解读人梁涛感慨：“这次《孟子》的解读有脱胎换骨的提升，以后可能再不会有机会如此对待一部书稿了。”待《百部经典》编纂全部完成之时，从顾问、编委会，到解读人、审订组，再到出版社，先后将有５００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工作。可以说这既是一套学者的个人著作，也是众多学者集体的著作。既有解读者鲜明的学术个性，也凝聚了编委会、审订组、编辑的集体智慧。

　　编是起点，用是目的。在谈到《百部经典》如何走进人们生活时，袁行霈说：“我们并不奢望读者将百部经典全部读完，但至少可以读那么两三部，真正读通一部也好。”首批１０部的出版是一个开端，《百部经典》后续图书预计将于２０１８年起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