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前世今生》，彭秀良、魏占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魏占杰 彭秀良

　　我们今天所说的京津冀城市群，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界划京津冀城市群的组成单元，包括北京、天津这两个超大城市，石家庄、唐山两个特大城市，保定、张家口、秦皇岛三个大城市，沧州、承德、廊坊三个中等城市，以及迁安、遵化、三河、涿州、高碑店、安国、定州、新乐、霸州、任丘、河间、黄骅、深州、晋州、平泉15个小城市，总共25个城市。雄安新区将成为这组城市当中的第26位成员，当然它的规模可能会归入大城市之列。

　　抛开京津冀城市群中15个小城市的历史由来不论，其他10个城市根据各自的发展历程，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传统意义上的古城、天津开埠后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和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城市。

　　在京津冀城市群当中，传统意义上的古城有三座：北京、保定与承德，历史上它们主要承担着政治职能。北京是京津冀城市群当中最早形成规模的城市。元代，北京被称为大都，但未能带动周边城镇群的兴起。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拉开了京津冀城市群崛起的序幕。

　　明代的京津冀地区属于京师管辖，也称北直隶，领8府、2直隶州、17属州、116县。保定即为明代京师所领8府之一。明代中前期，有蒙古族人的扰边之患；后期，又有农民起义军进犯京师之忧，保定拱卫帝都的军事意义不言而喻。到了清代，保定的军事地理位置更加重要。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开始以直隶省省会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仍驻保定。此后直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成为直隶省省会的保定不仅承担着直隶省的行政管理、征收赋税和司法审判等职能，且承接了首都北京扩散出来的部分政治、文化教育职能，是北京的政治辅助城市。

　　承德则是作为清政权“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被建立起来的。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避暑山庄，揭开了承德的城市发展进程，清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一系列政治机构，为宫廷服务的仓库、皇庄和商业活动也发展起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避暑山庄自建成后，遂成为仅次于北京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而承德这个城市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是为这个政治中心服务的。这是承德城市发展的一大特点。”其实，不单单承德是为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服务的，天津开埠前京津冀城市群中大多数城市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北京的需求这一中心目标展开的，尤以明代的卫所最为典型。

　　明代的卫所并不是设立于行政系统的州县辖区之内、类似于近代兵营的军事组织，而是与行政系统的州县并存的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与当代中国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相仿佛。在北京及周边地区设立的大量卫所中，天津卫对后来的城市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清政权入主中原后，逐渐改变了明王朝的统治格局，将日渐衰亡的卫所制度取消。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6个月后升天津州为直隶州，辖武清、青县、静海3县，成为府一级的行政区域。

　　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迫开放为商埠。天津开埠不仅对天津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更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带动了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首先，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对煤、铁等原材料的需求量大增，于是有了开平煤矿的开办和煤炭工业城市唐山的兴起；其次，开平煤矿运输任务的加重，又直接推动了秦皇岛港的开发，并使得秦皇岛逐渐取代了山海关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北方地区仅次于天津的港口城市；再次，煤炭运输的数量之大，又超出了中国传统运输方式的承载能力，铁路的修建势在必行，而铁路的修建又带动了一批新型城市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的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把原来的消费性城市建设成为生产性城市。“一五”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大大强化了城市经济功能的同时，更助推了两座城市的迅速崛起，即沧州和廊坊，它们都是很年轻的河北省省辖市。

　　独特的区位优势是沧州和廊坊迅速崛起的经济地理要素。1911年9月，津浦铁路北段通车，沧州（当时叫沧县）是天津总站以南的第一个大站。但津浦铁路北段货运长期清淡，沧州从中受益不大。新中国成立后，沧州的工业建设加快，其作为京沪铁路（1969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津浦铁路成为京沪线的一段）大站的交通区位优势才显现出来，从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廊坊则因处于北京与天津铁路交通的中间位置而产生了集聚效应，为城市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发现京津冀城市群是有着总体发展目标的。北京既是首都，又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首位城市，这就给京津冀城市群戴上了与其他城市群明显不同的光环，而这一光环又左右着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定位。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北京城市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得相当雄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经济建设成就更是有目共睹。但是，在北京城市经济获得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城市病”，因而才有了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新路子。在河北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正是这一思路转变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