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中国好书”年度颁奖典礼上，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所著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年7月）荣获30本好书之一的殊荣，可谓实至名归。

　　《资治通鉴》与《论语》《左传》《诗经》《史记》一样，都是后世的人们一直在重读或重新认识的古代经典文献，并曾衍化为一门专门之学或者引领一时的学术风尚。其原因有统治者的倡导，有学者们的褒扬，也有时代风潮的推动。

　　《资治通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产生于中国古代处于转型期的宋朝，其原来的书名为《通志》，差一点因此而湮灭了唐代郑樵的另一部同名巨著，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御赐为今天广为流传的书名。南宋朱熹首先推重此书，并删繁就简而成《资治通鉴纲目》。朱元璋、康熙、乾隆都有“御批”传世。顾炎武认为该书“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此书的价值在于“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因而成就另一部宏篇大著《读通鉴论》；曾国藩独具智眼，认为其“穷物之理，执圣之权”“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曾氏对《资治通鉴》功用之譬喻一时影响了毛泽东；梁启超称赞《资治通鉴·魏纪五》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书。据说毛泽东同志爱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写有大量的批语，其中对后者更是读过十七遍。习近平同志多次在讲话中引述《资治通鉴·魏纪五》中语，如“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并赞同司马光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辨，引用其“天下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的名言，倡导协力合作的从政思维。列举这些古今名人智者和领袖们对《资治通鉴》的独赏与褒扬，正表明《资治通鉴》这部伟大作品创作的初衷，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才使其能够成为后人反复阅读、不断地被重新认识的史学经典。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凡1362年，全书300万字。司马光带着其团队成员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同时参考了三百多部著作，用十九年的时间完成这部大书。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周恩来批示当代史学名家顾颉刚、聂崇岐等校点，加上胡三省注及附录，由中华书局于1956年开始出版，成为至今一直广为流行的读本，与1959年宋云彬先生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都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钟爱读物。复旦大学姜鹏教授比喻《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作为政治家笔下的类似教科书的历史书籍，如何读，怎样读，史学名家张国刚教授积四十余年治史的功力，以“家国兴衰”为主线，为我们展示了历史的一种新读法，颇具新意和新气象。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是为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的课程，2014年又成为开设“慕课（MOOC）”课程的新成果，而后成为一部独具心裁的专著，作者的初衷就是想用通俗的方法来展现历史带给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智慧。书中旁注的文字更多体现了张教授的精彩史评，经过知名出版社编辑的编排而展示了独特的匠心，更加精炼可读，可谓点睛之笔，尤应成为广大党政干部读史鉴今的阅读精品。

　　张国刚先生在熟读《资治通鉴》的基础上，为读者重点讲述了治国安邦、执政为民的道理，书中的精言譬语随处可见，读来多多受益。针对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历史细节，该书抒发着史学家的情怀与机智，比如作者认为：

　　领导素质有仁、明、武三个标准；用人要以德为先，德胜于才；一个成功的优秀人才必须谦卑、低调；既要目标坚定，又要步履稳妥，这是成事者应有的风度；秦国所以能统一天下，在于它的几代统治者的战略思路对头，领导人本身的素质过硬很重要，而一个国家的兴衰是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的；李斯那种自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得失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王莽擅权走向末路，问题在于没有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缺乏操作能力；学会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对于胸怀大志的领导很重要；在评价曹丕曹叡时代时说，领导人个人的才能智慧，在国家的安全与治理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提炼与警示性语言，激发读者去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历史内涵与哲学意味。

　　时代的潮流决定了家国的兴衰，这是大的历史格局所决定了的。从某种偶然性来说，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刘邦的判断力与决断力是超群的，而用人是他成功的关键；项羽作为领导者，其气度胸襟与处事则成了历史上总被人扼腕叹息的教材。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借鉴诸多历史名人的阐发，抉微发覆，缜密思索，着力生发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历史智慧。这既展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当代价值，也证明着当代史家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为社会大众服务、为当代生活点赞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