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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雄安新区成了瞩目之地。事实上，假如我们了解历史，它的规划并非全无预兆之事，相反，它有一条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河北师范大学两位历史学者彭秀良、魏占杰新著的这部《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前世今生》，正好从历史角度提供我们一些认识。

北京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元代，北京称为大都，尚未带动周边城镇群的兴起。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这才拉开了京津冀城市群崛起的序幕。有明一代，除去短暂几十年的时间以外，北京一直作为中国的首都而存在。明代的京师并非单指北京城，它是对畿辅地区的称谓，也叫北直隶。

北京成为帝都，对周边城市带来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这些影响呈现出由点到面的辐射趋势。以卫所为例，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屯田制度，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度，“其军皆世籍”。因此必定要发展出与军事防御设施相配套的生活设施和商业设施。人口的增加、行业的兴盛、经济的发展，这些都给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很多卫所辖地逐渐发展成为地区中心城市。

北京成为“天下之中”，对周边城市产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保定，它从一座府城变成了直隶省的省会城市。保定不仅承担着直隶省的行政管理、征收赋税和司法审判等职能，且承接了首都北京扩散出来的部分政治、文化教育职能。同时，保定还是北京的重要军事屏障，作为北京南部的门户，向来有“都南屏翰”之称，有大量军队驻防，承担拱卫京师的职能。但是，保定也存在着先天不足。保定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中的经济功能十分有限，其经济腹地的范围不仅十分狭小，而且与周围城市的经济联系薄弱。这影响了保定后来的命运，在它与唐山等新兴工业城市，与天津等交通枢纽城市的对比中，地位渐趋劣势。

1949年之后，京津冀城市群也经历了变化。天津被分离出去上升成为直辖市，而保定地位的下降主要在1968年之后。河北省省会的数次搬迁，对京津冀城市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用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法来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矛盾，割断原有的经济联系和市场分工格局，同时也扭曲了各城市原本的城市功能，导致城市功能的趋同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高度统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2013年5月中共十八大之后，这一规划目标重新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赴河北等地多次调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至此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

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城市化战略模式的方向上存在激烈的争论，也使得我们在实践中走了不少弯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过于沉重、过于复杂的城市功能的堆积，使得“城市病”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大量分散的小城镇也出现过度耗费资源、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后续发展能力堪忧等问题。那么，什么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战略模式呢？答案或许就是——城市群。

从实践角度，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早已取得佳绩。长江三角洲地区随后以上海为中心、覆盖江苏、浙江区域，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与这二者相比，京津冀城市群的设想要晚一些，但它是这次战略方案正式明确之后，得到国家层面支持的城市群完整概念的公开亮相。从本书呈现的历史面貌，我们也看到，京津冀城市群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同时北京作为首都，在政策、人才、资金和市场等方面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城市群由于具有集聚效率更高、功能互补性强、整体竞争优势显著的特点，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要形态。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也已先后成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三大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靠的不仅是合理的规划，更是由于区位、规模、经济基础、制度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在长期的共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空间布局。

作者对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梳理，扎根过去、落足当下、放眼未来，体现了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指点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