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
2017年1月14日去世的世纪老人周有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视角,这就是由世界看中国。
而最新出版的一套“西方看中国”的《哈佛中国史》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套书被誉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刚一出版就被芝加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也是西方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丛书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学识颠覆了我们熟悉的传统中国史的叙述模式。这套倾10年之功写就的六卷本丛书是如何写就的?它能否被视为最能代表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全新成果和水准?
为什么要写这部中国史
出生于1951年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是毕业于哈佛的加拿大人。他曾师从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孔飞力教授。1974年,23岁的他作为哈佛的交换生,就来到了还没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经参与了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丛书的部分编写工作。这些经历更进一步激发了其深入研究中国的志趣。40多年来,他著有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期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等书,是一个专研中国明史的著名学者,其《纵乐的困惑》获得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他还编有 《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中国公民社会》《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等研究中国的著作。
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世界越来越想了解一个全新的中国。为了帮助西方社会更好认识当代中国,这成为卜正民编写此书的缘起。
在《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总序中他这样回忆,20世纪90年代,他在北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时候,就“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的困惑,请教了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朱维铮教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回答了他的问题: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只了解房间里的一切,但西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可以告诉中国人所处房间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的原因所在了。
在卜正民成长的过程中,他受到了著名明史专家傅衣凌教授等的巨大影响。傅衣凌教授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这种写作风格也影响了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的撰写。
继承基础上如何创新
当哈佛大学邀请卜正民主编一套公众希望看到的中国历史著作的时候,他找到了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等几位合作者,他们共同构成了这套丛书编写的豪华团队。其中,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陆威仪,长期受聘为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他一人就完成了此丛书中的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3卷的撰写工作。而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罗威廉教授,更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长期专注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其研究中国的代表作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等。他的每一部研究中国的作品,都获得了海内外史学界极高的评价。迪特·库恩是德国重要的中国宋史研究专家,在世界汉学界同样享有盛名,曾经著有《中国丝麻纺织技术史》等著作。这些当代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基于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兴趣,以毕生从事中国史的功力撰写他们最熟悉的内容。
为了更好地编写出一套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之作,卜正民提出了3条写作原则:囊括关于所写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让这套书及时反映当代学者的研究现状; 按照主题撰写并将这些主题按时间顺序展开;要适合非专业读者阅读。
即使明确了丛书的编写原则,在写作过程中,他们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他们没有野心“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套丛书只是涉及了中国帝制的历史。从秦汉写起,而不像其他中国史那样从上古写起。在撰写的过程中,他们不是将中国看成一个封闭的国家,而是努力要阐明,在外部世界影响和干涉下的中国是如何变化的。这一切又缘于卜正民希望了解中国与更广阔的世界联系的强烈愿望。
熟悉的历史怎么陌生起来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由多名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如何实现对前人的超越是《哈佛中国史》的作者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卜正民决定避免多人撰写一本书的形式,每本书都由一名学者担当。从《剑桥中国史》到《哈佛中国史》,可以帮助我们从他者的视野看中国。将中国放在全球的视野下来认识,用全球史理念和方式来撰写中国史,而这正是这套丛书的最大特征。
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全球史的书写正是近年来历史学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应。今天,虽然还没有真正形成“全球史”的概念定义,但全球史学者日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包括:全球史的研究必须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必须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必须将研究对象置于互动网络体系中,从互动来理解历史,强调互动者互为主体。“互动”是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理念。这种新的撰写历史的理念,无疑影响到《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撰写。
全球史研究的学者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历史的演进置于全球的视野下分析和研究。实际上,即使对同一主题的研究有了越来越多的视角切入。在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中心—边缘视角、跨文化互动视角、交互比较视角、生态环境视角、微观个案的广域性视角和大历史视角等不同的研究视角。这些不同的全球史研究视野常常使我们原本熟悉的历史变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
这样的书写能否得到认同
《哈佛中国史》丛书从全球史角度重写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可以引导世界重新认识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剧烈社会变迁。《哈佛中国史》主要聚焦中华帝国的历史演进,开篇就从秦朝一统天下写起,下至1912年的清朝终结。丛书将中国历史分为6个帝国时代讲述:秦汉古典时代、南北朝大分裂、世界性帝国唐朝、宋朝的社会转型、元明帝国的兴衰,以及盛况空前的大清王朝,由此串起了中华文明跌宕起伏2000多年的不凡命运。
梁启超曾经批评中国传统史书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很少关注普通民众。这极大影响到《哈佛中国史》作者的写作。卜正民在挑选作者的过程中就明确提出“我们不要写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史”的编写要求。《哈佛中国史》很少涉及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对宫廷事件关注得比较少,更多着眼于某个朝代普通民众的生活。这使得丛书出版以来,就得到包括《纽约时报》《美国历史评论》等权威媒体的评论:“《哈佛中国史》 是代表世界中国史研究较高水准的21世纪全新中国通史。”
丛书得到了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史乐民,剑桥大学教授麦大维,牛津大学教授戴彼得等世界知名汉学家的一致推荐。推荐者认为,《哈佛中国史》 以全球视野突破传统中国史学叙事,真正做到了跨学科、跨领域讲述中国历史,全面涉及天文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气候学、环境史、医疗史、民族史、中西交流史等多个学科的新角度、新方法和新成果,堪称21世纪史学研究的新典范。
不仅世界一流的西方学者极为推崇《哈佛中国史》,当代中国各个断代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也都联袂推荐此丛书。特别是历史学家葛兆光在长序推荐中更是认为,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此丛书尤其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是关于清朝历史的评价。在我们的印象中,清朝的历史就是丧权辱国的衰亡史。“由于史料、观点、方法各方面的原因,清史研究之难,可谓中国各断代史研究之冠。”但通过阅读罗威廉教授的著作,却使我们抛弃了传统的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作者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与失败并存的重要时期,从而深入地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清华大学明清史专家李伯重教授认为此书是“前沿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完美结合,成为一部难得的成功之作”。
这套丛书有没有达到丛书主编卜正民教授在中文版总序中的期待,自然还有待读者的认真阅读和评价,但丛书的编写者“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地历史撰写,确实可以让我们不仅见证帝制时代中国的王朝兴衰,也能更多地了解不同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自然,也有中国学者指出,这套书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很少引证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记载。确实,《哈佛中国史》很少涉及我们似乎熟悉的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只有在有利于阐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时,他们才撰写相关的宫廷事件。”但正是这样新的历史撰写,才让我们对此丛书产生了一口气想读下去的感觉。
(章友德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