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痕最深的两本书

梁 衡

到年底了，应编辑之约，盘点一下这一年读过的书，有两本印痕最深。

方志敏的人格和精神不死

一本是《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是因在江西采访时，为方志敏的事迹所感动，才专门找来读这本书的。让我吃惊的是，全书除政治文章外，竟还有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信札等。中共第一代领袖大多学养深厚，多才多艺。方志敏16岁时就发豪言：“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洁梅兰。”他很有魅力，一米八的个子，骑一白马，挥枪沙场，是现实版的白马王子。他在树下读书，众多暗恋的女子常会偷偷地在他身后放一双亲手做的布鞋。据说，有时一上午，他走后，警卫员可收回两三双鞋。但有这样的美形奇才，他并不自恋，为民族解放，毅然投身于战火。就像居里夫人，以天生丽质却去烟火棚子里炼镭，浑身是伤。

《方志敏全集》共40万字，其中13万6千字是在狱中所写。他要随时应付提审，戴着脚镣手铐，又有十多年的痔疮，流血化脓，不能平坐。每天平均完成一千多字，这是何等的意志力。这种精神是红军和长征财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总会死去，一些事总会过去。就是当年对立的国共两党，也已经几分几合。但方志敏的人格和精神不死。读了这本书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方志敏生命的最后七个月》，发在《人民日报》上。

左宗棠开发西北的几个政治亮点

第二本是《左文襄公在西北》，秦翰才著。我因为写《左公柳》一文查找资料，发现当代学者的书中常引到这本书，就在旧书网上淘来一本。文襄公是左宗棠死后朝廷追赠的号。左宗棠收复、开发西北有这样几个政治亮点：1、强化国家主权，力主新疆建省。从汉代以来，中央在疆只有军事而无行政建制。左六次上书，到他死后才批下来。其意义深远。2、反贪倡廉。3、惩治不作为。他严治那些身居要位怕事、躲事、不干事的懒官、庸官。其严厉作风无人不怕。4、亲民恤下。他身为钦差、总督，又年过60，带兵时拒住衙门，只住帐篷。5、不喜虚荣。当地乡绅为他修了一座歌功颂德的生祠，他立令拆毁。可见能成其事者，是因有其人。

再者，此书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为著书，作者在内地遍查资料，又自愿从当时的陪都重庆调甘肃工作，实地考察。作者下笔时始终对传主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全书无一处直呼“左宗棠”，要说其名时都称“左文襄公”。该书194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于重庆，后在上海再版。1984年根据王震将军的建议，由湖南岳麓书社重印。可以推想，当年王震治疆，从此书中汲取过不少营养。新中国第一代高干，还是真读书、真用书的。由是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精选一批政治家传略，出版一套资治通鉴式的《政治家小丛书》。这对倡导干部读书，提高干部素质大有好处。（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推荐书目

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出版。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年-194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高哲等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黑格尔著，《美学》，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球史观照下的历史著述

汪朝光

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由中国史转至世界史，虽然研究重心还在中国史，但对于历史著述的关注也不由得向世界史偏移。下面选出几种2016年出版的历史著述，与读者诸君共同分享阅读的体验。

一气呵成地享受读史的愉悦

《BBC世界史》，（英）安德鲁·玛尔著，邢科、汪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我们对BBC公司的印象更多来自他们制作的那些影像极尽真实、画面非常精美的自然和记录类节目，其实，BBC公司也出版过不少其他方面的大众读物，这本世界史就是其中之一。如何在不大的篇幅中，将人类的历史从几万年前一直写到当下，而且有详有略，不显纷乱，令读者能够一气呵成地享受读史的愉悦，考验的往往未必是作者的研究能力，而更在于宏观的把握力，本书在这方面可以说为优良之作。虽然作者的历史叙述未必能全入专业史家的法眼，中国学者也未必都认可他的带有西方视角和风格的历史叙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本书得到不少启示，尤其是如何将专业研究和大众旨趣相结合，如何从全球的角度看世界，实在值得我们思考。

反映中国的英国历史研究水准的著作

《英国通史》，钱乘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这是由中国学者撰述的、反映中国的英国历史研究水准的通论性著作。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大型的通论性著作的撰述并非易事，这其中牵涉到经费的投入、队伍的组成、研究的趋向、资料的获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随着若干年以来学术研究条件的持续向好、新晋研究人员的不断加入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日渐扩大，外国史研究的大型通论性著述正在成为可能，六卷本《英国通史》的出版，便是显明的标志。

为认识近代中国的“战争”和“革命”提供多样思考

从世界回到中国，在中国史研究方面，中国的研究者固然有史料、文字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及身处其中的敏锐历史感知，但是，外国学者的研究，往往因为其“外人”的观察角度，也常常给我们带来不少新的认识。美国学者沙培德著《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高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近代转型之艰难历程的一幅幅历史图景。“战争”和“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我们当然都耳熟能详，不过，因为作者长期治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他笔下的这两个主题，是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可以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战争”和“革命”提供多样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推荐书目

桑兵著，《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金以林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于化民著，《裂变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王东杰著，《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国学经典的诱惑

喻中

置身于法学研究者的行列，我对现代国学经典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国学经典与法学论著的关系是，国学滋养心灵，法学安顿尘世。在传统中国，以“六艺”为核心的国学经典，既是哲学，也具有宗教的某些功能。而且，现行的中国法律、中国法治尽管具有新的形式，但在它的内核地带，传统中国的因素还是相当坚硬的。阅读国学经典，是理解现代法治的另一条路径。

一个新儒家对于旧法家的肯定

《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十力丛书》之一，是熊十力对韩非子、张居正的评论。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学的主要开创者，是偏重于心性的形而上学大家，甚至可能是中国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十力既精于“推原《大易》”，同时也有“陶甄百氏”的宏愿。对法家人物韩非子、张居正的“陶甄”，就属于十力宏愿之一。不难想像，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十力，很难认同韩非子的政治主张，他为韩非子贴上了“专制”、“极权主义”等标签，都是顺理成章的。但与此同时，十力又认为，在列国竞争的时代，韩非子对富国强兵的追求，具有足够的正当性。一方面，十力严厉地批判韩非子；另一方面，十力对韩非子的富强之术又保持了相当的敬意。要理解十力的这种自相矛盾，必须回溯此书写作的背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抗日战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韩非子的富强之术就是最迫切地需要的理论主张。看到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一个新儒家对于旧法家的肯定。

什么才是国学核心地带的知识

《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了马一浮的《泰和宜山会语》以及《复性书院讲录》两种著作。通常认为，这两种著作是马一浮的代表作。阅读此书，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现在流行的所谓国学到底是什么。按照一般的解释，国学包括小学、经学、诸子学、史学等几个方面。但是，马一浮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恰当的。在《泰和宜山会语》中，马一浮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是孔子之教，是我国两千多年来一切学术之本源，其他学问都是六艺的支流，都是六艺派生出来的。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关于国学的“最狭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想必不能得到众多“国学院”主事者的赞同。但是，这样的解释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什么才是国学核心地带的知识。

明白了“危微精一”的本义

《周秦道论发微》，收入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史学三书评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的同事韩雪枫教授向我出示了一册《周秦道论发微》。韩雪枫教授是张舜徽先生的及门弟子，曾经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这是我走近张舜徽先生的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从那时到现在，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张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一直是我的案头书。此书教导我什么叫周秦道论。此书阐明了“道”与“道经”的含义，认为“一”是“道”的别名。此书对《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解释，让我们明白了“危微精一”的本义。此书还阐明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在南面术中的实际运用。读《周秦道论发微》，让我看到了一种做学问的范式。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推荐书目

汤一介著，《我们三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严耕望著，《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济学中的“改革药方”

卢周来

“对那种普适性、最优做法式的‘改革药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丹尼·罗德里著，《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中信出版社出版。几年前在讨论“中国模式”时我就注意到这本著作。作者在书的导言开头就讲了一件事：一个拉美小国的财长对作者说：“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改革措施：贸易壁垒已清除，价格控制被取消，所有国企已经私有化，财政政策已收紧，劳动力市场富有弹性，外汇和资本不再管制。”作者写道，的确，这个国家领导者及其财政部长是那些源自国际金融机构及北美学术界关于发展政策的教条的优等生，照此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那么这个国家就应当得到高增长的回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仅根据标准教科书的信条，是不能获得经济成功的；成功的经济政策，更应充分关注本国与他国的差异，并能灵活和富有创造性地将基本原理用于指导自身实践。

中国作为成功的案例，在书中被反复讨论。在作者看来，中国1978年之后的经验不应“简单地描绘成经济自由战胜政府监管、市场战胜计划的典型”。当然，释放基于市场的激励措施在中国转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标准的诠释忽视了一个核心要点，那就是：中国的政策并非只是大爆炸式的“华盛顿共识”改革的一种渐进的或更加务实的版本，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的结果。根据这种思维模式，人们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措施可行或不可行，因此不断地进行试验和政策创新，并以注重实效且常常是非正统的办法克服政治约束和次优解决方案带来的问题。比如价格双轨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等，在标准教科书中都找不到对应原理。作者这一观点，不仅仅是对中国崛起的一种解释，更是提醒我们：下一步推进中国改革，仍然需要“对那种普适性、最优做法式的‘改革药方’保持清醒的头脑”，仍然需要我们关照“中国特殊性”。

一本旧著何以被“重新发现”

威廉·伊斯特利著，《经济增长的迷雾》，中信出版社2016年出版。这本著作最早引进中国是在2005年，当时在国内的影响可谓“波澜不惊”。十多年过去后，诸多经济学家突然不约而同想起这本书，并不断提起这本书，许多人回头再找这本书而不可得。在此背景下，出版社重新将此书出版，在2016年的经济学理论类著作中，此书备受青睐，一时“洛阳纸贵”。

一本国外经济学家的旧著，何以在十多年后在中国被“重新发现”并被热捧？这应该首先是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有关。近三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日增，导致就业和财政收入增长压力也随之加大。我们在习惯了高速增长带来的宽松日子后，初尝增长乏力带来的“切肤之痛”。因而对著作中反复强调的第一个观点有了强烈的感同身受：没有经济增长作基础，其他无从谈起。然而，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做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呢？著作明确提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所有的经济主体具有正确的激励时，繁荣才可能出现。”这点对于当下中国更具镜鉴意义。回顾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一个关键性原因，就是因为通过市场化改革，“把激励搞对”了。这里面也包括对地方官员的“特殊激励”：通过招商引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实现本地经济增长带动的财政增长，地方官员能从中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然而，这也带来了“副产品”：腐败一度在中国呈现弥散性，又在扭曲激励机制。近三年来，执政党下决心惩治腐败，我们终将告别“虽活力十足却十分粗鄙的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塑正向激励机制，使得在 “不跑、不要、不请、不送”的状态下，各级政府官员仍然保持推进改革与发展的积极性，这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健全正向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创造性开展工作”，可谓正当其时。（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推荐书目

汉娜·阿伦特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出版。

李升泉著，《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华书局出版。

程亚文著，《大国战略力》，文汇出版社出版。

阿里研究院编，《互联网+：从IT到DT》，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公约数”

马 勇

两岸第一次合作写近代史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这是两岸近代史学者历史上第一次合作写作近代史，五十多名撰稿者主要为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最高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从学术谱系上说，大多数属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三代学者，因而这部分为“晚清卷”和“民国卷”的大书，大致代表了两岸，实际上也就是全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在水平，是五零后以及个别六零后学者对最具争议的中国近代史求同存异的最大公约数。

体会近代大学问家的家国情怀

《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拓者，关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在这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已给予足够重视。一般读书界对于他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也大致耳熟能详，但对于他的事功，特别是他自战前开始直至去世时的外交成就，过去碍于各种原因，一般读者并不太知道。这部新出的回忆录，是至目前为止大陆最好的一个读本，从中可以体会那一代大学问家的家国情怀。

《西潮·新潮：蒋梦麟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蒋梦麟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从他开始，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现代教育。他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事功，特别是对北大的历史性贡献，已经成为北大、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不可忘记的思想财富，他是北大百年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也是西南联大的三大常委之一。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农村复兴，他在这部回忆录的“新潮”部分仔细分析了中国农村在西潮冲击下走向衰落的必然，以及如何拯救的设想。

重建晚清史事

《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晚清政局扑朔迷离，传闻纷纭，许多重大事件由于后来政治变故，被很多传言、演绎所笼罩。马忠文的这部书接续其一年前的《晚清人物与史事》，再度展现了他对晚清逸散史料的掌握广度，以及非凡的解读能力，对于重建晚清史事，对于准确估价荣禄及其相关人等的历史功过功莫大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推荐书目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佛中国史》，中信出版社出版。

《碎金文丛》，商务印书馆出版。

藩屏著，《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仲民著，《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版供图：夏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