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电影对于知名影评人、央视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栏目策划人赛人而言,并非仅是兴趣与工作,而是嵌入生命体验的生活本身。他的新作《与光同尘:漫谈1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是一部中国电影史,也是一本私人观影笔记。
正如他在接受《读书周刊》专访时所说的:电影是用时间来衡量的,我们的人生也是用时间来计算的;电影的魅力就在于此,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与光同尘,如尘般静默,似光般亘古。
《与光同尘:漫谈11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
赛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更像是私人观影笔记
读书周刊:《与光同尘》一书,从影史、影人、影片三重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人事掌故,以及思想与形制的演变,但读起来很轻松,有像在和您聊天的感觉。
赛人:这种阅读体验正是我所期待的。
这或许称得上是本电影史的书,分三部分:影史部分以“百年流影”为题,借历代导演、女演员、译制片等主题,以线带面铺陈中国百年影史的完整风貌;影人部分以“以人为本”为题,对大陆、台湾、香港等地不同时代电影人代表进行精描,以此勾勒中国电影人的独特样貌;影片部分以“如影随形”为题,以数部电影杰作为范本,多角度剖析中国电影的精神内核与外在肌理。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电影史来读,因为它没有理论著作那么严谨,而更像是我的私人观影笔记。
读书周刊:您在书的前言部分,细致“交代”了自己爱上电影的过程。电影于您,究竟意味着什么?
赛人:我在前言里也说了,小时候觉得一块大白布,一束光投在上面,就有人生百态出来,很新奇;后来,又受到几位爱看电影的女生和老师的影响。就这样,慢慢爱上了电影。
电影对我来说,最伟大的意义在于记录。通过记录,电影呈现了人类借由自己的肉身行为展现出的温度与色彩。电影的意义是留存“人”这个古老的存在,这个存在漫长变迁背后的道德、伦理都不那么重要,是不是可以和“人”关联起来,这才是电影有没有魅力的关键。
看出了魔术中的悲伤
读书周刊:前阵子您在一次论坛上,做了《发现电影的美与好——如何做一名职业的观众》的演讲。对很多人来说,看电影是项娱乐活动,为何要追求职业化?
赛人:所谓职业观众,指的是一些研究电影的学者,也包括影评人和电影从业人员。职业观众跟普通影迷是不一样的,职业观众一定会有一个态度、一个标准,因而会有自己的选择。假如有人跟你说孟浩然的诗比李白的好,那你基本上可以不必和他深入讨论唐诗了,因为没有讨论的基础。电影也是有标准放在那儿的,如果有人说吴亦凡的表演比梁朝伟的强,那你也可以不必和他继续聊电影了。
任何一门艺术,不只是电影,也包括文学、音乐等,都是有审美门槛、鉴赏方法的。真正的美不是简单的、直白的,而是深邃的、曲折的,需要鉴赏者不断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才能去理解与感受。人人都可以看电影,人人都可以评论电影,但如果你想从电影中获得更高级的享受,你需要往职业观众的方向去培养自己。
读书周刊:职业和非职业观众的视角会有怎样的不同?
赛人:在美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代表作《致命魔术》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一个小男孩在看魔术,魔术师把一只鸟变没了,别人都在喝彩,小男孩却哭了。
看魔术的人很多,可能都是在看热闹,但这个小男孩是具备职业观众素养的,他看到了魔术的真相——小鸟其实已经死了。他看出了魔术中的悲伤,其他人在为一个生命的消逝而鼓掌,唯有他在为生命的消逝而流泪。
看电影要向电影中的这个小男孩学习,要看得见真相,而要做到这点,需要我们富有感情。没有感情,看不懂魔术,看不懂电影。
重要的是怎么讲故事
读书周刊:我们通常会用故事性来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但读您的书发现,您并不十分赞同这一点。
赛人:常常看到大家在“豆瓣”上讨论某部电影时,会有人“抗议”:拒绝剧透。这就是典型的被故事牵着走。
好的电影,一般故事也不会差,但它不会把故事放在第一位。《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性强吗?是不是很立体?其实都谈不上。在故事之外,电影能否提供另外两样东西更重要:一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欲望;一是某种奇观。奇观有很多种,星球爆炸是奇观,一男一女站在桥头也是奇观。
在我个人的认知里,日本电影是最爱讲故事的,但日本电影不是世界电影的主流,原因可能就在于它太会讲故事、太爱讲故事了。有人说中国电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剧本不行,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们抱怨一部电影很烂,往往是因为技术差、表演差,还碰巧配上了一个俗烂的故事。
读书周刊:希区柯克曾经说过,讲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去讲。
赛人:希区柯克的一些经典名片都是由小说改编的,这些小说原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希区柯克知道怎样通过改编来成就电影的节奏。
我希望大家看电影时不要只盯在故事上,因为电影所要表达的远不止故事。电影有另外的东西,比如建筑、音乐、绘画等,最终合成一个独特的、属于电影的东西。
如果一部电影仅仅是因为某个反转才成立的话,这个电影对我来讲不看也罢。我们看电影要看整体,就像我们看人,我们喜欢一个人,不会只是因为她的眼睛漂亮就喜欢上她,而一定是因为她整个的人,包括她的思想、她的行为做派。
读书周刊:有些翻拍电影,大家对故事情节了如指掌,却仍然会很喜欢。
赛人:很多电影被翻拍过很多遍,但总会有最好的版本,比如《战争与和平》,最好的肯定是谢尔盖·邦达尔丘克自编、自导、自演的那版。
同样的故事,由不同的人讲,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听传统相声《大保镖》,如果你听过马志明的版本,再去听郭德纲的,会觉得郭德纲说得有点慌张。看电影也是看节奏,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长,什么时候短,要看的是这些,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
不必一定要追求共鸣
读书周刊:如果一部电影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那是否就可以说它是一部好电影?
赛人:我不赞成一定要跟电影产生共鸣。
林书宇导演拍过一部电影 《星空》,里面有一段徐娇和刘若英演的角色在饭馆里跳舞的戏。这段跳舞戏,是在向法国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的《法外之徒》致敬。《法外之徒》中就有一段两男一女三位主人公在饭馆中跳舞的经典场面。
虽然都是跳舞,但两个片段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形式上,前者是两个人跳舞,后者是三个人跳舞;但更重要的区别是,《星空》的情感是直接、明确的,音乐一进入,刘若英演的角色就哭了,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她很忧伤。而戈达尔的处理,没有一种明确的情绪,说不清楚它是忧伤还是幸福,是共享还是独享。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共享的情景,一个女孩跟一个男孩共舞,然后,另一个男孩加入;最后是女孩一个人独舞。共享也罢,独享也罢,这个女孩子忧伤吗?烦恼吗?彷徨吗?我们都看不出来。戈达尔的这个段落要比林书宇的空灵、缥缈,“走”得更远。他告诉我们,即使两个男孩都向女孩求爱,不管她是一个一个地拒绝,或是一个一个地接受,这段群舞或是独舞,她都会跳下去。这个女孩是一个在生活中没有重点的人,一个“去中心化”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戈达尔想要表述的女性形象。
读书周刊:这种情感、态度跟普遍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冲突的。
赛人:所以我反对一定要去和电影产生共鸣。很多人看电影是希望受到感动:“我”能不能在电影里看到自己,这个电影是不是在讲“我”的故事?这种个体与电影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交换关系,并不能让自己的审美上一个台阶。
很多人看《法外之徒》,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会产生陌生感与古怪感:人怎么可以这样相爱,做出这样反常的行为?但这也是一种人生。
看电影是要看一个别样的世界,一个更敞开的世界,如果只求共鸣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是封闭的。你只是被自己感动,而不是被电影所创造的世界感动,共鸣这个东西要少一点。就像《法外之徒》中的这个女孩,她想跟那两个男孩产生共鸣吗?她不想,你爱来不来,爱走不走,你来了我跳,你不来我也跳,她的世界是自由的。
读书周刊:正是这种创造另一个世界的欲望,推动了电影的发展?
赛人:假如所有的电影只是遵从普通观众的心理需求、审美需求,电影不可能走到今天。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布列松这样的电影大师,也不会看到《阿凡达》这样的电影,因为当年我们看无声电影的时候就已经被感动了。但电影人不满足,他要发明声音;有了声音后还不满足,又发明了颜色;然后发明了3D,等等。如果电影只是满足于让观众产生共鸣,满足于表达各种感动与忧伤,而不是给予观众一些思想上的刺激,促其思考,那电影工业早就完蛋了。
读书周刊:有什么是恒久存在于电影中的?
赛人:《2001太空漫游》 的开篇有一组画面:从一只黑猩猩向空中抛骨头的镜头,跳接到下一个宇宙飞船的镜头。《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也有一组类似的镜头:几个孩子向空中扔书包,下一个镜头中接住书包的是已经长大的马小军。
电影是一门关于时间的艺术。这两部电影的片名里都有时间:一个是“2001”,这个时间早就过去了,但电影中的现实还没实现;一个是“日子”,只是前面有一个修饰语。电影和音乐很像,都用时间来衡量,同样,我们的人生也用时间来计算。电影的魅力就在于此,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