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放在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呈现出一道形象的“坎儿”，“跨过去”和“跨不过去”意义截然不同。迄今为止，相关讨论已有许多，并在中国近期的思想碰撞中成为一大热点。虽然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中等收入陷阱”决非一个有的论者所称并不存在的“伪问题”。

我们认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全球发展大格局中基于统计现象昭示我们的“中国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视它、最努力地争取避免它、跨越它，这是我们在历史考验面前应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是在党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潜在威胁之下，必须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谨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宁肯把困难变得更复杂、更严重，正是看清了大样本中那么多的前车之鉴而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明智自省、积极防范。

值得再次强调，对于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正在进入“速度下台阶”的“新常态”的中国，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不要以为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样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和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的发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正等着看我们是否重演！要做到“高瞻远瞩”“老成谋国”，保持战略思维的应有水准，当前阶段已特别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见事快、预警清晰，对防范措施作充分讨论与必要部署。

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通过考察和描述经济增长实践模型的演变，我们能够看出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应有重视，实际上两者关系的“黑箱”远未充分打开。“制度”作为一项人们在不断尝试却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与技术并非简单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受到外溢性影响而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而在赶超实现的阶段上，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进而实现引领。

中国正在践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实际上可清晰勾画出“和平发展”中的“追赶—赶超”路线。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大问题，应当秉承从追赶到赶超的战略发展大计，寻求在超常规发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径与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国当然不能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而是必须顶住经济发展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压力，力求通过经济追赶真正达到赶超。在追赶过程中，中国基本已经逐步走过技术模仿的阶段，赶超阶段制度红利的发挥及其对技术创新激发作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中国的制度变革必须完成攻坚克难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和“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结合。制度与行为联通机制的优化再造，经济发展中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决定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潜力、活力释放。在优化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在和平发展、全球“命运共同体”式寻求共赢、摒弃“你输我赢”旧思维的哲理与合作竞争框架下，通过攻坚克难制度变革的成功，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现，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横亘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 贾 康

（摘编自贾康、苏京春著，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8月出版，《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