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民晚报》刊登了“最原始的红军长征回忆录稿本在上海”的新闻报道，说上海鲁迅纪念馆发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由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在长征胜利1年后撰写的长征回忆录《二万五千里》（又名《红军长征记》）誊清稿本。《北京日报》也以“最早长征记，拨开尘封见真迹”为题，报道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珍藏的《红军长征记》被发现的经过以及《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的来历和故事。《红军长征记》再次引起关注，进入读者的视线。

粗糙质朴地写出伟大生活

《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是在当时国内外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是为了国际宣传，二是为了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红军的生存极为艰难。毛泽东希望通过向国内外各界募捐，来缓解陕北的困难。1936年8月，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为《长征记》征稿”，点燃了红军将士创作的热情。

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头编辑，丁玲任主编。经过加工修订，编委会选定110篇、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取名《二万五千里》，1937年2月底在延安编完，由朱德题写书名，并誊写了几部书稿。

但因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的离开等原因，《红军长征记》推迟到1942年11月，始在延安排版印刷，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内部发行，这个内部版《二万五千里》遂改名为《红军长征记》，分上下两册，32开，412页。其中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

《红军长征记》“关于编辑经过的说明”中这样写道：“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这说明，这部书的作者大都是战斗在前线的红军将士，丁玲赞扬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写，皆来源于他们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鲜活、生动、质朴、原生态，是这部书主要的内容特色。

线性布局立体反映长征

翻阅《红军长征记》，首先看到的是“出版前言”“原出版者的说明”“原编者关于编辑经过的说明”“为出版《长征记》征稿”，都是关于此书的历史文献资料，从中可以看到该书的成因及复杂曲折的编辑出版经过，让人窥见到当时的历史风貌。书中虽收录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著名诗篇《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以及其他红军将士创作的革命诗篇，但还是以叙事纪实体裁为主。

因为是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写作者的观察聚焦的视角不同，反映出的长征生活是多侧面、立体全方位的。因此，此书的编辑体例和框架，非常注意历史时间、历史事件发生的线索特点，呈现的是一种线性结构和布局，能够给阅读者提供一种先后有序的阅读感知，有利于读者感知历史进程。

比如，书中收录的前几篇《出发前》《暂别了，江西根据地的弟兄！》《离开老家的一天》，让读者看到了红军长征之初的情形，中部是《紧急渡湘水》《在重围中》《渡乌江》《娄山关前后》《遵义日记》等文。《南渡乌江》《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吴起镇打骑兵》，书写的都是红军长征途中的著名历史事件、著名战役，构成了一个关于长征的完整的阅读体系。在这个系统中，各历史资料既有相关性和连贯性，也注意了独立成篇。全书所有的文章，担负起了书写历史、记录历史的任务。

呈现长征原生态

《红军长征记》是集体创作结出的硕果。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征文活动，可说是中共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作者均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许多刚经历过长征的高级将领百忙之中也参与了写作，有的还写了多篇。

翻开书中的目录，我们会看到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谭政、陆定一、刘亚楼、彭雪枫、谢觉哉、徐特立、萧华、杨成武、舒同、陈士榘、莫文骅、邓华、黄镇、耿飙……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足见该书的价值。

《红军长征记》的诞生，证明了红军是一支能文能武的军队，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在文艺创作上也留下了辉煌篇章。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后，丁玲非常感慨：“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刻骨的嘲弄。”

《红军长征记》为斯诺关于长征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斯诺说，他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斯诺后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其中许多素材便采自《红军长征记》中的稿件和图片，由此，红军长征的故事和英雄事迹被广泛介绍到世界各地。

《红军长征记》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说它珍贵，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红军长征回忆录，最真实、最质朴、最直接地呈现了长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态，字里行间闪耀着彻底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这些朴素、真实、原始的文字，在长征回忆文本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其文献价值也是最高的。

《红军长征记》在文化史、军事史上的价值，它的文献学价值和文艺史学价值，已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重视。值此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重读《红军长征记》，给我们提供了温故知新的历史启迪。（杜 浩）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6年11月16日   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