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核心提示

● 从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出现连续六年下滑，而且下滑的压力还将继续存在。

● 放眼世界，跟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样存在经济增长下滑。

● 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外需那一部分确实不可乐观，中国经济增长确实更多要靠内需。

今天大家相聚讨论的主题是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机遇和挑战。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怎么理解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节节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也是从1979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六年下滑，而且这个下滑的压力还将继续存在。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7%，这种经济增速下滑引起国内国际的高度关注。中国人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那么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观察中国的经济前途很关键的就是要去理解为什么经济增长下滑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经济增幅下滑是全球共性问题

现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问题所引起的。

所谓体制问题就是说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太高，但是效率却不够高；所谓机制问题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但是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还有太多政府的干预；所谓增长模式问题是说中国经济中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增长乏力，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问题，就是大家都会谈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能太大要去产能，库存太多要去库存，企业的杠杆率太高要降杠杆，企业的经营成本太高要降成本。

这些问题都存在是事实，对中国经济效率肯定有影响，但这些是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就可以看到跟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其它所谓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的经济表现：

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

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5年是负3.8%；

俄罗斯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4.5%，2015年是负3.7%；

印度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3%，2015年是7.6%。

既然它们没有中国经济的问题，但是表现和我们一样，那么应该是有共同外部性的原因。最能证明我的观点的，是看东亚这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例如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是5.92%；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只剩下2.6%，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更加厉害。他们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它们是没有的，但它们表现的形式跟我们完全一样，那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周期性。

家庭消费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增幅

发达国家的经济在过去8年时间里面，基本没增长，而且大家知道美国、欧洲他们的经济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是负债率太高引起的。那么在危机之后，他们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储蓄，因此消费增长非常慢，导致他们需求非常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贸易的增长一般是在国际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现在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导致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更慢，这当然影响我们的出口，也影响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影响像东亚那些高收入、高表现，但出口比较大的这些经济体的出口。这是经济大大放缓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11月底的20国首脑会议的第一次峰会上大家决议，共同采取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支持投资来启动经济。这些投资项目现在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国际经济仍然没有复苏，这种状况下民间投资积极性肯定不会高，如果没有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那投资增长率肯定下滑，中国是这样，其它国家经济体跟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每年计算国民经济增长有三个组成部分，除了出口和投资外，还有一个是消费，从消费增长率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的就业状况比较好，家庭收入增长比较高，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但是家庭收入增长是7.5%，支撑了消费增长在8%左右，这也就是中国还能维持7%左右增长的原因，其它经济体就业没有我们好，家庭消费增长会更慢，经济下滑的幅度就比我们大。

实事求是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国家，肯定有大家关心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但是已经进入第7年的经济增长下滑，应该说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

适度扩大需求与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

展望未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15年，或者20年更长的经济增长的放缓，因为他们结构性改革推行得很艰难。在那种状况之下，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外需那一部分确实不可乐观，中国经济增长更多要靠内需，并且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的问题，所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之下，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适度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知道现在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经济当中有很多短板，比如说制造业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是都集中在中低端，2015年中国单单进口的产品一项，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我们当然要往那些产业去升级，要用投资来推动需求。还有我们的基础设施，6月份的洪涝灾害，1000个城市淹水，还有我们要遏制环境恶化的问题，同样需要投资。再有就是我们的城镇化，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在80%以上，农民要进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务就需要投资。我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这些年搞投资的经验很丰富，都有资产，而且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是很低的，不像其它国家政府动不动负债就超过100%，所以我们有基础可以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去提供需求。根据测算，明年储蓄将达到GDP的50%左右，可以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我们还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口机器、设备等进口产品用于投资，我们有充足的保障。

把这些有利的条件发挥利用好之后，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就能够创造就业、增加家庭收入，进而带动消费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长，只要我们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进行补短板的投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义之一，与此同时，加大补短板的投资，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无形当中就会减少过剩产能的占比，也就是说，在做新增量的同时淘汰落后产能，速度会更快，风险会更小。

最后我还想讲讲去杠杆，现在杠杆最高的行业是哪些？主要是建材行业，如果我们进行补短板的投资，使建材价格企稳或微微上扬，那么建材行业有利润，它的杠杆率就会下降。因此这种从补短板开始的投资，本身也是一种去产能去杠杆的投资。

我觉得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确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把当前经济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后对症下药，这样不仅能够维持中国经济保持在中高速的合理区间增长，并且这种增长本身也是调整结构改革的要义，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实现供给侧改革，那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同样地得到提高。

（本文编辑整理自林毅夫2016年10月16日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