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万俊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委员、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伦理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召集人、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国际周易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著有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20余部专著，译（编）有《道德语言》等20部（卷、册），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300篇。

　　■人们可以尝试各种创新，但前提条件是：创新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养。例如，科学技术知识准备、科技设备仪器、财务支持、组织激励，等等。审视过去500年的现代化历程，很多例证都说明，如果没有上述条件，创新通常只会是某种财富奢望和资源奢侈
　　■创新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蕴含着巨大商机。一般说来，它应该且必须按照市场方式来运作。但如果因此把创新简化为一种牟取利润和财富的方式，缺少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就难免会降低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经济创新本身所蕴含的美德伦理意义
　　■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在探寻古代科技发达领先的中国为何没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行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追问。我们必须突破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创新的守成主义藩篱，将其中的精华转化为有益于现代创新的文化思想资源
　　■合理的创新经济应该是以较低能源成本和生态环境代价、获得较高经济效率的新型经济。这大概是新型创新经济区别于近代以来工业化经济的主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新化学、新生态技术不单具有极为重要的技术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生态环保价值

　　推动经济社会前进的动力，已由传统生产力要素转向科学技术

　　所谓创新经济，是指主要由科学技术变革等内在因素带来整体经济创新进步的发展形态。就创新经济而言，推动经济社会前进的动力，已由传统的生产力要素驱动转向了科学技术，尤其是新型技术的发展驱动。它不仅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提高，甚至会使经济管理方式、商品营销方式、科技研发转化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来都是由创新推动的。只不过以往创新活动的速度比较缓慢，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幅度也比较弱小。现代社会有更多的创新理论、制度提供激励和支持，因而现代经济创新速度更快，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甚至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最根本、最关键、最持久的经济发展动力。
　　科学技术的变迁不仅推动经济发展，也会带来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社会也需要理念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这是创新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比如，如果当时没有大量的新技术发明，没有大量发明性、创新性价值理念的支持，以及从15世纪到17世纪积累起来的较为雄厚的资本条件，近代西欧的工业革命就很难出现，更不可能最终充分实现。
　　不过，要弄懂创新或者创新型经济，还需关注创新背后更加复杂的方面，尤其是创新的伦理之维。只有更好地理解创新经济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才可以更好地驾驭和管理创新型经济，更好地规范创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20世纪伊始，英国道德哲学家摩尔曾经重新审视“好”或“善”这一伦理学核心概念。他认为，说另一些东西、事情或人好，是因为它或他（她）可以对其他外部事务或目的带来好的影响或结果。这一种好，实际上并不是内在的、目的意义上的，而是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好。
　　为了便于理解，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当人们说汽车好的时候，是因为它可以带来便利的交通，从而让生活变得更方便。但这是外在的好，因为它只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善。事实上，它还可能带来外部的或附加的不好，如空气污染。所以说，它并不是最高的善。由此，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追问：创新是好的吗？说创新好，是因为它对整个社会是好的，还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好的？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必须要更全面地思考创新经济的道德问题。
　　柏拉图曾经说过，各种“技艺”本身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和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技艺”的关键就是能够让人们处理或掌握一些问题时可以更加合理有效，但“技艺”不应超越其自身的合理范围，人们不能完全为“技艺”而“技艺”。也就是说，不能为追逐技术本身而进行技术创新，“技艺”最终要有利于人们获得幸福。
　　在这些古代哲学家看来，“技艺”及其包含的人类智慧价值，本身是善的价值非常重要的来源。用现在的话来说，它能够以自身的创新性推动良善本身的创新和完善，并运用不断创新和改进的“技艺”来帮助人类获取幸福。
　　当我们把思绪拉回当下可以发现，创新是人类智慧和人类社会文明的内在动力和标志，因而其本身具有崇高的目的和尊严。我们要从根本上而不只是从有用、有效、有利的工具或手段意义上来看待创新。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将其内化为一种持久而自觉的目的追求。由此，我们社会的创新经济才有可能超越简单、直观、短视的实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层面，从长远、理性和内在目的论的意义上来考量、理解、从事创新经济的伟大实践，进而形成投身创新经济内在而持久的精神动力和使命感。

　　不能有效防止创新成果被剽窃，创新经济恐怕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概40%的经济发展来自于技术或者体制性的创新。这是过去3年的一个数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到目前为止依然能够保持6.5%以上的GDP增长率。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创新驱动战略的执行，实际上也一直在激励人们更积极地尝试和追逐自己的梦想。
　　但即便如此，对创新经济的道德哲学反思仍然是有必要的。比如，创新的目标仅仅是为了GDP的增长吗？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创新经济只是为了保持目前的增速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角度是片面或褊狭的，就难以正确看待创新，甚至可能导致过分依赖GDP来判断创新经济的成效。
　　实际上，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对于创新而言或许是更为重要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经济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对创新作更全面的反思和评估。比如，认真考量在创新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些代价是否被忽视了？创新经济或许会消耗大量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科技资源等。但在具体的过程中，这些资源或成本是得到了合理开发和利用，还是被浪费掉了？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形式的创新如果缺失了合适的条件或前提，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也未必一定是值得追求和鼓励的。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人们固然可以尝试各种创新，但前提条件是：创新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养。例如，科学技术知识准备、科技设备仪器、财务支持、组织激励，等等。审视过去500年的现代化历程，很多例证都说明，如果没有上述条件，创新通常只会是某种财富奢望和资源奢侈。
　　第一，任何经济创新都必须具备社会价值的合理性。比方说，不管是否会带来经济上的成功，如果造成污染或者付出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任何所谓创新在社会伦理意义上都可视为恶的。
　　第二，任何经济创新都必须具备科学的合理性。否则，只会导致过度使用甚至浪费社会资源。而任何形式的浪费，无疑都是不应有的。
　　第三，创新需要必备的社会体制条件。一些用于刺激、鼓励经济创新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会有某种程度的制度偏向，从而引起某种形式的制度偏颇或安排不公。例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来说，某些针对创新经济而作出的现时性制度安排（特殊政策或策略）会不会产生制度效应的不公，就值得思考。
　　第四，创新需要足够的法治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不能有效防止创新成果被剽窃或“被抢劫”，创新经济最终将是一句空话。如果创新者的创造成果不能得到很好保护，人们也就没有高涨的创新热情。
　　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科技知识的法律保障问题，而且在根本上是对创新者个人和团体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就现实情况而言，保护知识产权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五，要避免过度商业化的炒作和利用。创新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蕴含着巨大商机。一般说来，它应该且必须按照市场方式来运作。但如果因此把创新简化为一种牟取利润和财富的方式，缺少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就难免会降低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经济创新本身所蕴含的美德伦理意义。换言之，遵循社会科学的逻辑和道德伦理的考量，创新其实有着真理与道德、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之双重意义。

　　不敢或不能突破传统陈腐既定，很难创造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展望未来，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创新经济？我认为，以下三大挑战需要克服：
　　一是文化的挑战。文化的挑战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如何传承和突破文化传统？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中国社会近代以降仍未真正解决的老问题，却是未来创新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大问题。
　　一方面，有人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多有不恭，甚至怨恨；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难以真正超越传统文化的束缚，不敢独立尝试知识创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近代文明史说明，如果不敢或不能突破传统陈腐既定，不敢进行大胆创新，是很难实现现代化的，更不用说创造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了。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似乎给人一种创新较弱的印象，在很多方面缺乏首创精神。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在探寻古代科技发达领先的中国为何没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行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追问。我们必须突破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创新的守成主义藩篱，不仅传统文化自身需要与时俱进，而且需要将其中的精华转化为有益于现代创新的文化思想资源。
　　二是制度的挑战。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现代科技之于经济创新发展所具有的强劲影响，我国创新中最为急需的，与其说是前沿的科技创新，不如说是适应这一科技革命的社会制度创新。
　　没有科技体制和社会制度创新，就无法使创新获得必要的制度保障。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就需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还要加强教育制度改革，尤其是对应试教育的积弊进行改革。
　　此外，创新绝不仅仅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内部改革，还要注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这是因为，后者决定着现代企业的建构和发展。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外部的制度创新要比企业内部的体制创新更为急迫、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和艰难。一套真正有效合理的社会制度，必须是能够较为充分地激励、发挥和保护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的制度系统。
　　三是能源与生态环境的挑战。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不仅具有深刻的全球化特征，而且遭遇自然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困局。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既有的增长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人们的生活、消费、生产，不仅要接受经济理性的检验，也要接受生态伦理的审视和评价。
　　合理的创新经济应该是以较低能源成本和生态环境代价、获得较高经济效率的新型经济。这大概是新型创新经济区别于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主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新化学、新生态技术不单具有极为重要的技术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生态环保价值。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新技术如互联网、新化学、新材料、新能源等层出不穷。它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伦理问题。
　　回顾人类文明进步特别是近现代文明史，我们可以发现，大凡在科学技术和思想、理论、制度等方面作出基础性贡献的创新者，都曾怀有纯粹的探索真理使命，具有开拓进取精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是在创新的时代，越需要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即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创新过程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理解和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的创新和转型，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