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

　　学科的危机是我们的转机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第二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流派的全面学习。由是，中国学者一路追随西方，学术研究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可知，我们缺乏自身理论话语的局面为时久矣。如此，对于国内和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有害无益。

　　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或许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转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需要具备世界眼光与世界胸怀。然长期以来，该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西方学者建构的，鲜闻东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之声。而实际上，由西方比较文学界建构起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存在着诸多漏洞与不足，从而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

　　面对危机，我们怎么办？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很可能是比较文学新话语建构的转机！可以说，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推究这两点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中去。

　　兼顾自身品质与世界胸怀

　　既有民族特色与自身品质，又有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这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时所应坚持的原则。

　　如果我们自身的理论缺乏民族特色，只亦步亦趋，不彰显个性，只按西方标准打造，不敢挑战所谓的“国际权威”，那么我们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就难以建构，比较文学学科遭遇的世界性危机也难以解决。因此，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彰显“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包括四层含义：一是要能解决当下实际的比较文学危机与问题，二是要努力学习并适当取法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三是要使“中国特色”本身具有世界胸怀与长远目光，成为世界认同的优质特色，四是要让“中国特色”精益求精，并成为“世界特色”。如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切中当下、志存高远、长久立足、持续进步。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驱吴宓 

　　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时，要以超越西方现有的标准要求自己，使自身理论达到世界性高度，在不失个性的同时为世界所认可。美国学者斯皮瓦克认为，解决“比较文学之死”的途径是“建设一种无所不包的比较文学”。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应以翻译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泛文化与不比较的学术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两位学者提出的解决思路颇为一致，仍然是西方长期以来的套路：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仍然是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无边论，结局很可能是真正把比较文学推向消亡。她们未能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真正原因，显然没有注意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没有注意文明的异质性与变异性，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泥潭。

　　故此，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才能真正看出学科危机的成因。其实，缺乏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从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世界胸怀和真正的世界文学，看不到异质比较研究和变异学研究，就无法真正展开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正是西方原有比较文学研究的不足之处。西方学者只以西方为比较文学的地域中心，以西方治学模式为理论导向的中心，以西方话语为自己的言说中心，以西方话语权为学科的权利中心，这就使他们难以真正走向跨越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难以走向真正的世界性文学比较，难以发现异质比较与文学变异这样的学术理论，所以只能用避开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将比较文学学科推向名存实亡之境。

　　比较文学著作 

　　基于此，我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跨文明与变异学研究，并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一书，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探究。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变异学研究既能彰显自身特色，又具备世界眼光；既能推动理论原创，又能挽救学科危机；既能打破西方窠臼，又符合国际需求。变异学的研究正切中了当下的学术需求与话语需求。

　　“变异学”：比较文学新话语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把异质性、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这一理论不仅解决了比较文学异质性的可比性问题，也解决了文学影响关系中的变异问题，有利于挖掘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文学关系的变异性，以实现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沟通、融合，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是基于异质性的可比性提出的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提出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弗朗索瓦·于连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略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其实，于连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围绕中西文明的异质性展开的，他的研究实践也是围绕差异比较展开的。故而，比较研究不应仅从求同的圈子内展开，而也应围绕异质性充分展开。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也具有比较的价值，甚至有更重要的比较价值。我们有理由肯定，异质性也具有可比性。这就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本思路。

　　第二，在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文学变异仍然是存在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从“文学性”出发，来探索不同国家或不同文明体系中文学现象的共同特征。即使没有事实影响的诸种文学现象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阐释，也同样会产生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便是从差异、变异入手来重新界定、考察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领域。

　　第三，从文学的审美性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必然包括文学史的实证研究与文学审美的批评研究。一国文学在旅行过程中对另一国文学造成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审美的因素、心理的因素，所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可以从实证性和非实证性两个维度对文学变异现象进行考察，并突出以非实证性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文学间的美学变异规律所在。

　　变异学并非个人的独家发现，而是有渊源的。早在变异学正式提出之前，国内外若干著名学者对东西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就有所探讨。例如，美国学者韦斯坦因在其代表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提出：“无论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这种“创造性转变”，就是一种“变异”。爱德华·赛义德曾提出“理论旅行与越界”说。该学说强调批评意识的重要性，并突出了理论变异与时空变动之间的关系。该学说与变异学存在一定的契合。近年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的研究核心聚焦在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他坦言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关注东西方文化的无关性，借助对西方的他者——中国的认识，最终回归对西方思想的理解。

　　下面谈谈变异学的理论构成。第一部分是跨国变异研究。基于一国文学不仅处在本国的纵向历史发展中，也处在跨国文学的相互影响中，因而，跨国文学研究成为必然。而跨国文学研究必然会涉及一国文学流传到他国所产生的变异。

　　第二部分是跨语际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关注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主要指文学现象通过翻译，跨越语言的藩篱，最终被接受者接纳的过程。

　　第三部分是跨文化变异研究。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时，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跨文化变异研究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由于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文化过滤是研究跨异质文化下的文学文本事实上的把握与接受方式，它事实上也是促成文学文本发生变异的根基所在。

　　最后是文学的他国化研究。文学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变异，该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种普适性的学科理论。它使比较文学一定程度上超越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超越所谓的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去除文化保守主义与沙文主义，实现该学科“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的研究目标。而变异学理论话语体系也正是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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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顺庆

　　来源: 光明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