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泠印社，研究历史有几十年，向外宣传和讲解西泠印社也讲了几十年。但这几十年我大部分精力用在厘清事实之上，也就是近百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发生这些事情之后印社的前辈是怎么去应对的？进而又考虑百年西泠之所以到现在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它是怎么发展的？我们要怎么找到它的精髓？但是这次“百年西泠之谜”等于给我提出了一个考卷，就是必须得用一个解开谜团的立场，来重新解读西泠印社，这很有趣味。

　　讨论西泠印社历史，牵扯到很多具体、专用的人名和史实名称，因此已经关注西泠印社的同志可能会对这些比较了解；如果对西泠印社关注不多的同志，我建议听后再去补补基础知识，请看一下网易的中国大学精品视频课程《江南士大夫文化与西泠印社》。那里面有五讲都是关于西泠印社的。

谜一

　　我讲的“百年西泠之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泠印社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成立起来的。我们一般认为西泠印社肯定是由大牌、豪族、富人聚集起来，形成的一个印社团体，追溯当时的社会生存环境，其实这是一批非常“背时”的人在做的一件非常莫名的、甚至不无迂腐的“无益”之事。

　　清末到民国初年，大家所关注的都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没有人去关注早已陈腐不堪的金石学术尤其是印章、篆刻，即使有关注，也非常小众。光绪末年，孤山偶尔会有几个年轻人聚集起来，拿出自己收藏的古玺汉印或明清篆刻在那儿互相研讨，自得其乐。在旁人看来，他们就是一群不可理喻的疯子。

　　这就是我要解的第一个谜。西泠印社是在怎么样的艰难环境中成立起来的？

　　当时有一个“南社”，也是一个最知名的社团。柳亚子、陈去病、李叔同、黄宾虹都在其列，名流如云。南社和西泠印社几乎是近百年在社团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团体，但是细细检讨：南社提出的宗旨和口号是“反对清朝，推翻帝制”。它的口号是非常政治的，它提出我们要再造国家，不能让异族再来统治我们，要走向共和。南社里面聚集着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大部分精英。但是南社提倡的具体目标是反对清朝，几年后清朝帝制覆灭，政体改变，南社作为一个政治社团忽然就没有方向了。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历经千辛万苦如愿以偿。清朝被推翻以后，除了一些高修养的文人还在一起吟诗作赋之外，它作为一个有形的组织，已经没有了前进的方向，所以南社不过持续了二三十年左右，到了民国十几年就在慢慢消亡。当然，它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它失败，而是它的目的达到了，功德圆满了。之后既然没有进一步的目标，那就走向自然消亡了。

　　而当时西泠印社十来个非常平淡的文人，所提出来的宗旨并不是具体的阶段性的政治目标，而是一个笼罩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金石篆刻，是传统文化，尽管当时都认为这必然属于落后迂腐的书生趣味，与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不相干，但作为学术，横贯千百年，却是不灭的。如果它起步时提出的是个比较现实的社会政治目标，那可能很快就时过境迁，就没有这个百年之谜了，因为它持续不了。西泠印社在一开始提出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后来又提“兼及书画”。我记得1933年，西泠印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它所举办的展览叫“金石家书画作品展”，它不做普通的书画展，它的要求就是不仅要书画好，而且创作家的身份一定要是金石家，也就是说必须要会刻印、有著述，或者做青铜器的拓片研究，当这些业绩做到顶尖以后，书法和画画作品才能够被认可。在当时有一个这样专门的“金石家书画展”的概念是很了不起的。之后，这个展览还出过一套展览图录，这套书在近代史上很有地位，虽然限于条件，黑白印刷还比较差，但极其珍贵。因此，印社它首先必然是重刻印。但是印社先辈的视野心思并不限于篆刻。它的范围非常大，所有的学术、所有的考证、所有的鉴定、所有的金石学的各个部分，碑帖、青铜器的铭文的研究，全部都参与并取得成果。它通过“印”这个媒介来伸延向中国传统国学的各个领域。我在解读的时候，觉得它包含了一个“谜”。早年的西泠印社和我们现在当下的西泠印社年代相差久远，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史料文献去推断事情的本来面貌。试问创社的四位前辈，怎么在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宏观的意识，通过印章去衔接于当时衰落的国学？请大家注意是“衰落”，那个时候叫“西学东渐”，在西方政治、学术、文明方式进入并笼罩中国的情况下，中国人看自己就是贫穷、落后、愚昧、挨打；要打倒孔家店，要维新、要救亡图存。所以在当时众皆自认中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一提的背景下，居然有人对自己的传统国学有着这样一个坚定执着的信念，是很了不起的。

　　我想，我们要的就是以篆刻不自囿，就是不自己把自己框住，不以篆刻自囿而是以篆刻衔接国学、衔接传统，对应西洋之学的一个影响百年的举措。这个希望，西泠百年史已经做到了。

　　这便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谜。

谜二

　　西泠印社成立之初非常有意思，现在看起来这四个创始人虽然是自然组合，却是绝配。首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要吸纳各方人才，因此它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地域文化积累和财富积累。第一个创始人叫丁仁（丁辅之），是杭州的世家后代，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到丁丙丁申这一代，是杭州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他们曾在太平天国扫荡杭州时发现史籍遭劫文献凋零，遂收集汇聚，把散落在街头巷尾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逐一收集起来，失散了的、找不到的书，雇人在杭州、宁波、北京补抄。一个实业家、生意世家，虽然也拥有藏书楼，称得上书香门第，可是竟有这么大的决心，花大笔钱找人到京杭各地，几年工夫，抄齐文澜阁《四库全书》，这样的伟大举措，没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是不会这样做的。正因为是文澜阁，所以作为藏书家的丁氏家族才会引以为责，抄齐现存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四库全书》。

　　另外，其实杭州民国以来旧城区所有地名，都是当时通过丁家以文献形式编撰出来的，这部书叫《武林坊巷志》。旧时大多数人都只关注丁家有没有钱，没有人关注他做这些社会公益之事。现在回过头看，当年从地方文献到城市建设，这个家族做了许多好事情，造过很多桥，筑过很多路。这样一个在地方上有卓越贡献的人物，在地方乡绅里一定威望极高。而丁辅之是他们的孙辈，他如果出面想做一件有益于地方文化的事，地方的乡绅也一定会支持。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初，丁辅之的存在，就代表着杭州地方乡绅对这件事的认同。所以当时要成立印社时，便有八位乡绅联名呈文，由杭州知府钱塘知县审批。之后辛亥革命方起，一段时间里孤山乞丐散兵成群游荡，也是由十位乡绅向杭州知府呈请巡捕对孤山进行了清理和管理。由于得到地方力量的大力支持，使得西泠印社成立之初，在杭州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局面。组织在成立时，数第一的就是世家后代丁辅之。

　　第二是篆刻大师王福庵，试想如果没有一位在印坛有足够影响力的人，印社会有怎么样的发展？所以在篆刻艺术上，他是领军人物。第三是叶为铭，他在当时四人中所担任的角色是西泠印社的大管家，西泠印社要筹备雅集、活动，经营管理孤山，都是由他一人担任直到新中国成立。第四位是吴石潜（吴隐），他是个有极精明商业头脑的人才，他在西泠创业之初，即到上海去办上海西泠印社书肆，做印泥、出印谱，在上海独占鳌头，赚了钱再投到孤山社址的建设中，孤山园林有此精雅，吴隐功不可没。

　　可是一个组织不能没有社长，但这四个人当年成立印社时相互应该有过约定，为了让社团今后在印学、国学方面有大发展，他们四人约定谁都不要当社长。吴隐1922年去世，吴昌硕1927年去世，再后来40年代末丁辅之、叶为铭相继去世，最后只剩下印学大师王福庵。硕果仅存，其实他这时候要当，论资历论水平绝对不作第二人想；也不会有人反对，但是他坚决不当。这当然也成为一个“谜”。

　　西泠印社成立大会又是一个“谜”。西泠印社成立是1904 年，而它开成立大会是在1913年，是十年以后。这个十年之后的成立大会，是个很重要的仪式，四君子相约，去上海请了一位书画界领袖级人物，吴昌硕。吴昌硕其实原来和西泠印社没有多少关联。正因为四君子觉得一定要把吴昌硕请出来，诚心所致，所以在1904年到1909年之间，吴昌硕和西泠印社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了。这个过程中，由于吴昌硕的介入使得西泠印社跨越了地域的限制。之前的印社是杭州人自娱自乐，质量很高，但格局不大。周边的人不见得关心，但是一把吴昌硕请到西泠印社当社长，吴昌硕利用他在上海的各种人脉资源影响力，甚至利用他在日本、韩国的威望，使得西泠印社在一起步就成为一个跨越中国、日本、韩国的国际化社团。直到现在，我们的社员遍布很多国家，还是保存了这一优秀的传统。

　　在当时，四位创始人凑在一起，某一位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博大胸怀是有可能的，但是四个人都有这样的共识，却是很难的。大家都是独立的人，各有主见，意见有分歧很正常。有人认为凭什么西泠印社这四个人不能当社长？有人认为凭什么要去上海请吴昌硕？脚踏实地把杭州做好不就行了？但是最后，还是请来了吴昌硕。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组织概念，在一起步的时候找到的是上海的大师吴昌硕，然后通过他，杭州和上海的艺术界也产生了非常密切的关联，乃至使得海外篆刻家都聚集到西泠印社来，才使得西泠印社有后来如此兴旺发达的发展。可以说当时的他们，其胸襟、其视野，远比当时政界人士的眼光要广阔得多，一介书生，能有这样的见识，我觉得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是西泠印社之谜的又一个课题：组织化程度非常开放。

谜三

　　第三个谜，就是西泠印社群体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学术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别看这些人都是篆刻家，平时都穿长衫、带着瓜皮小帽、一副老朽的样子，其实这些人的心态是非常开放、非常现代的。他们的最大表现舞台就是搞捐赠义卖慈善公益。比如1923年是日本东京大地震。东京大地震一发生，西泠印社迅即在上海靠义卖捐赠，募集了一大笔钱寄到日本去，帮助日本赈灾。这种现象我们现在都难以想象，我们是看到帝国主义都恨之入骨的民族，西泠印社怎么会去赈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京大地震，很难想象印社怎么会有这样的博大胸怀与意识。第二就是义卖捐赠抢救民族文化瑰宝。汉唐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所以在西安、洛阳、山东曲阜济宁的汉碑很多。而浙江地处潮湿，石刻汉碑保存很难久长，因此没有出土过汉碑。可在1852年在浙江余姚发现有一块，叫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并被余姚富绅所得。但由于中国人穷，余姚富绅打算出高价卖掉这块碑，于是便马上有日本商家出价8000大洋，且已成交。考虑到南方汉碑这是唯一，非常珍贵，而8000大洋在当时也是巨款。国宝面临外流之际，有人告诉吴昌硕，吴昌硕便找到创社四君子商量，“要是眼睁睁看着汉碑被日本人买走运到日本去，我们这批读书人的脸面都要丢尽，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它赎回来。”西泠印社随之立即发动上海杭州的书画家进行义卖捐赠，吴昌硕和四位创始人也拿出最好的书画藏品和自己的精品在上海拍卖。当时拍卖后筹集到的钱也只有五六千大洋，于是诸公马上再去做说客，据悉当时捐款最多的是一个名叫张均衡的湖州丝商大家，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张石铭。他个人捐2000大洋。还有一位是最高首长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他也捐赠了2000大洋。当时筹到的钱共有11500大洋，汉碑赎回来后还有几千大洋多余，于是次年便在孤山西泠印社上筑“汉三老石室”存放这块碑及几块汉画像石。

　　以今日论，抢救汉碑是博物馆的责任，与印社无关。但当时则是属于私人或者收藏家的个人物品收藏，或者就是对文物碑刻有研究的人才对这件事感兴趣。当时西泠印社这些人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觉得这是自己应该要做的事，这事牵涉到爱国主义风骨，牵涉到传统文化的传承，牵涉到文人的社会责任，印社的人不该只在书斋里自己把玩，遇到这种事情不能袖手旁观，应有责任出手相助。一个搞刻印的人能有这样宽阔的视野，非常难得。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感人事件，只是单纯的刻印，那百年名社便不会是西泠，就是因为有这些信仰在，才使西泠印社名声远扬。

　　另外在杭州大家比较熟悉的是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当时几乎所有与文物征集有关的文化类设计筹划，都由西泠印社社员担当，所以西湖博览会活动的成功也体现出我们西泠印社社员在杭州地方文化建设里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谜四

　　第四个谜是孤山。比如说文联、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就是一个办公的地点，是不与地方文化园林景观衔接在一起的。但是一到杭州，我们说西湖是杭州的明珠，而西泠印社是这个明珠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钻石。只要到了西泠印社，就必须得恭恭敬敬、战战兢兢，抱着瞻仰崇拜的心情，因为那里一草一木，一石一阶都是神灵，有前辈的庇佑，他有别于普通的园林，它是西泠印社的文化集萃，杭州的金名片。全国文化单位机构有很多，但西泠印社只有一个。它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一草一木都不可随意更改，要经过文物部门审批，要对所有来杭州旅游的游客负责，对珍贵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记忆负责，所以它就必须保持原样。任何单位都不可随意更改它。

　　就是这样一个园林，它背后承载的是金石篆刻、传统国粹这样厚重的文化内涵。所以没有这个社址，西泠印社也不会有今天。在当时这个社址都是私人的，那么孤山社址里面到底演绎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呢？2003年百年社庆以后，我们恢复了传统的雅集活动，西泠印社每一年有两季的雅集，分春季和秋季。春季雅集是清明祭祖踏青，清明一到，要挂四位创始人的肖像，然后社员们要焚香肃立、行三鞠躬礼。至今没有一个社团像西泠印社这样重视祭祖仪式。秋季雅集则是在重阳节前后，在重阳登高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赋诗，当然，诗不一定要写得很好，而在意你有怎样的风月情怀与优雅心态。这是一种文人高会。对祭文撰写我是盯得很紧的，为避免雷同，每次都要找不同的人，首先社内的元老写祭文，如果社内的元老去世了，可以找外面的专家，今年我们找的就是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专家，作者不是西泠印社社员，社里便有人不赞成。不是西泠印社社员给西泠印社写祭文，合不合适？我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他只要对西泠印社的祖宗表示崇敬，他讲的话讲出了我们西泠印社社员的心声，他就可以去代我们拟这个祭文。过去持续几十年的重阳登高，清明祭祖，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就中止了。在战乱中，所有的西泠印社的元老都撤避到了上海的租界里。到了1947年、1948年，抗战胜利后印社又连续两年做了两次重阳登高雅集。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军管会不清楚西泠印社是怎么回事，由于当时西泠印社的总干事韩登安原来在国民党的浙江省政府里做事，于是西泠印社被叫停。虽然没有说撤销，但是像西泠印社这样的民间组织被叫停后就相当于不能存在了。直到1954年，今天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张宗祥，其身份为浙江省图书馆的馆长兼浙江省人大代表，他就在人代会上特别提出，西泠印社要恢复。今后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西泠印社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孤山社址还在，还叫西泠印社。

　　我记得当时读社史，有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情节迄今难忘。1948年年底，临近解放，大军马上就要到杭州了。当时王福庵和吴隐的儿子吴振平在上海，相约去看病中的丁辅之，问他：“你还有什么交代？”缠绵病榻自知不起的丁辅之说：“国家新政权马上要来了，西泠印社何去何从，我们都不知道。”丁辅之是创始四君子中老大，他最有发言权，便嘱咐王福庵说：“你们能不能杭州去跑一趟，找一下杭州军管会的领导，跟解放军说，大军到了杭州以后，西泠印社所有的财产愿意全部捐给国家，我们可以写自己的请求书，立据为凭。交给新政权，交给新的当局领导人。唯一一个要求就是，西泠印社这个名称不要变，其他的事，个人无所求。”讲完没多久，丁辅之就去世了。军管会承诺说：“这地方不变，还叫西泠印社，没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在孤山勾起很多回忆，找到很多原物，甚至能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他早期当西泠印社社员时捐的四把杂木椅子与一张八仙桌。因此，可以说，没有孤山，就没有后来西泠印社的百年命脉。当然，没有像张宗祥这样的元老，那也不可能有西泠印社后来的复兴，他毕竟有人大代表的身份，登高一呼，群起应众。但他以曾经京师图书馆馆长、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资深元老名流身份把西泠印社这个血脉给承传下来，堪称“中兴功臣”。但我在想，如果没有孤山，这样的呼吁也许就无法实现，也就缺乏了它的意义。

　　因为有了孤山，所以就有了西泠印社这百年里贯穿始终的一种非常好的风气，就是藏品捐赠。早期捐赠极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捐赠账册，从西泠印社1962年六十大庆恢复以后较为详细。当时上海有个很重要的篆刻名家张鲁庵，古印章尤其是印谱收藏冠绝海内。他去世前留下遗嘱给他夫人，说：“所有这些印谱，全部捐给西泠印社，在你们手里也许会散失掉，那些印谱聚集起来非常不易，唯有全部都交给西泠印社，由一个组织来保管，物尽其用，这肯定是最好的。”这样的捐赠当然还有很多。我2003年刚接手西泠印社的时候，第一场鉴赏会是吴昌硕12方田黄印。这是吴昌硕后代捐赠的，现在是一两田黄可能几百两金。现在试想想，如果没有一个孤山社址，大家捐给谁？捐完以后藏在哪里？保管制度如何？因为有个有形的组织，有个孤山社址，于是每一次西泠印社的活动，都会有社员捐赠，把自己的好东西、珍贵藏品拿出来捐给西泠印社。所以西泠印社号称藏品丰富，在当代社团里首屈一指，都和那些前辈的捐赠有很大的关系。

　　最后要提的是，近代清末到民国，主张西方文化“西学东渐”是主流，但我们的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指出：今天国家富强，我们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提出要“东学西渐”。今年西泠印社有“‘图形印与非汉字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创作实践活动，有二十国首脑政要的肖像组印创作，还有“用多国语言说杭州故事、说西泠故事”的主题活动。当然，“东学西渐”是一个很长的文化融合参与的过程，西泠印社在今后肩负的文化使命，是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历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