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忽视经济伦理的道德坚守——王战教授在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第六届世界大会的演讲
发布时间：2016-07-19 浏览次数：1621次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从北方移到南方来，怎么在这里安心生活、生产？道教帮助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相处问题，因为道法自然；儒教儒学解决了人与人、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儒教提倡仁义礼智信；然后，佛教帮人解决了内心的问题，怎么样来对待生与死、苦与乐。所以，他就能够安身立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江南的人，能够把中国经济在18世纪以前搞成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丝绸之路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瓷器，一个是茶，一个是丝绸。它们都集聚在什么地方？就在长三角，在江南。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商业、手工业。但是经商，一代人做好了，并不意味着后代都能做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秉承的诚信，使做瓷器的人、做丝绸的人、做茶叶的人，世世代代用诚信的理念去经商。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生意做成全世界都知道的生意
■现在我们讲的经济伦理，主要还是工业化社会当中的经济伦理。那么，在网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什么呢？一个人可以很自由地使用网络，那他是不是就能够在网络上爆粗口、诈骗、造谣？有时候，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伦理问题，即今后几十年当中需要有信息文明，包括在信息方面的经济互信问题、经济伦理问题
我本人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在担任上海社科院院长以前，从事了约30年的中国经济研究与咨询工作，经济伦理始终是我关注的一个领域。因此，我想把“经济伦理与中国经济”作为今天的演讲主题。
主要分三个部分来讲。首先想和大家探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要关注经济伦理，其次想和大家分享中国传统文化隐含的朴素的经济伦理及其当代价值，最后想谈谈经济伦理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面临的重大挑战。
市场和资本的异化
根源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至今将近67周年了，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把当前的发展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这段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实行的是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在这大约30年的发展当中，一方面我们受到了外部的制约；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么建设，我们也在进行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失误。
从这30年来说，很难说中国有经济伦理这样一个学科。但是，从整个30年的国家发展当中，仍然存在着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当时人均收入在两百美元左右，但中国的文化、教育、医疗水平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那个很穷的时代，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建设、铁路、交通、发电站等方面。当时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那种完整的企业，但作为国家而言，它为我们整个经济建设特别是后面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准备了很多条件。
比如，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很成功，但如果没有前30年大量的水利建设，可以说农村的改革照样不会带来农业的丰收。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当中，利用外资加工贸易做得非常好，很多外国企业喜欢到中国来投资。为什么呢？实际上这和中国前30年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每一个可以从农村来到城市、到工厂里去做工的人，差不多都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这在非洲甚至在印度都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可以说，前30年虽然我们还没有经济伦理这样的学科，但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依然有它的经济理性。
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起至今。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实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伦理问题开始逐步凸显出来，并成为全社会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有些专家说，中国的企业缺少社会责任，根本原因在于缺失了许多经济伦理观念，从而导致经济伦理失范的现象。还有些专家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经济伦理需要重构或者重建。这些说法有道理，但也有些片面和绝对。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当前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伦理问题。
中国曾经发生过不少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发生过生态环保问题，特别是近几年的雾霾。这都拷问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的监督责任和整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应该承认，采用市场和资本来发展经济，具有对人的个性、自由和权利的解放作用，充分肯定了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自由和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具有不平等、异化、拜金主义的趋势。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不道德问题的根源。尽管他坚持认为，这样一个经济生产方式阶段，是以铁的必然性方式起作用。
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可溯源至马克斯·韦伯，他有本名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如何摆脱道德危机的问题，他回答说没有人知道。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世界经济伦理运动尝试依靠经济伦理，来重新建立公民道德的资源。我想，这些都是经济伦理学界所做出的重大努力。
但是，本世纪初美国的安然事件以及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些左派认为，资本主义道德问题的病根是终极性的，迫切需要被取而代之。金融危机并非是不正确的货币增值或监管不严而导致，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所致。他们主张，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将生产力从过时的、非理性的、毁灭性的利润制度的驱动中解放出来。
从生产和服务的目的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需求，而不仅仅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但是，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途径去实现这个目的时又发现，搞市场经济会出现异化及拜金主义。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提出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以此来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经济伦理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问题已经处理得很好了。相反，一些先致富的企业、群体及个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忽视了经济伦理的道德坚守，导致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经济伦理问题日益复杂。
把生意做往全世界
凭的是什么
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件事情，就是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也为我们发掘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底蕴，提供了新的视野。事实上，凡是有经济活动必然有伦理问题，而中国具有悠久的经济伦理传统。
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想以江南经济和江南文化发展为例。在座的各位可能知道，在中国唐代到宋代的200年当中，大量人口从北方移到江南。之后，中国南方经济占了全国的80%。从国际比较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现象，欧洲在公元10世纪后也发生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从殖民扩张一直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再到思想启蒙运动，欧洲崛起了。当欧洲崛起的时候，中国经济在江南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而是美国南加州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差不多在五六百年时间当中，中国的江南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和中国江南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有很大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中国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当中，通过科举制度去当官，这是人们的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当农民；第三个选择是做手工业；最后的选择是去当个商人。但是，这么多人移民到南方以后，由于大运河所带来的贸易机会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所以，在江南的老百姓开始觉得，我第一个选择是读书，去考状元，通过科举制度去当官。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如果考不取，就去经商办企业，因为有商业机会。然后是手工业，再后面是农业。这个变化实际上为江南带来了一场手工业和商业的革命。于是，它在人生观当中改变了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中，大家知道有儒教儒学、佛教和道教。到了江南，开始相互融合。它融合的基础是什么？是人们的经济生活。从北方移到南方来，怎么在这里安心生活、生产？道教帮助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相处问题，因为道法自然；儒教儒学解决了人与人、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儒教提倡仁义礼智信；然后，佛教帮人解决了内心的问题，怎么样来对待生与死、苦与乐。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内心的关系，他就能够安身立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江南的人，能够把中国经济在18世纪以前搞成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我认为有很深的经济伦理课题。当然，在老百姓当中实际上把它简化了。儒学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叫仁义礼智信，但到了江南，实际上老百姓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信”放在第一位。因为是移民，有了南北贸易，它就已经不完全是家族和村庄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不认识，需要有一种信用。第二个是义，社会需要公正和正义。然后是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睦相处。之后是智，中国的这个智讲的是包容，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应该和睦相处。最后是礼，要用礼仪来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处事方式，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伦理。因此，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在建设未来的经济伦理当中运用好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如果我把这一段做一个小结的话，可以举两个案例。
可能各位都知道，中国一千年当中经济全球化做得最大的是什么？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瓷器，一个是茶，一个是丝绸。这三样东西都集聚在什么地方？它集聚的地方就在长三角，在江南，代表是景德镇的瓷器、湖州的丝绸、杭州的茶叶。所以，我们讲丝绸之路的货物主要来自于江南这块地方。这当中有一个很微妙的地理现象，孔子后代第二个故乡在衢州，衢州边上就是徽商，我们把它称之为儒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孔子的儒学实际上影响了商业的发展，他认为做商业要诚信。
这也就是说，一千年来为什么景德镇会变成瓷都？江南会变成茶叶和丝绸的故乡？这是有经济伦理在支撑的。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商业、手工业。但是经商，一代人做好了，并不意味着后代都能做好。如果没有诚信的话，就做不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秉承的诚信，使我们做瓷器的人、做丝绸的人、做茶叶的人，世世代代用诚信的理念去经商。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生意做成全世界都知道的生意。
我还可以举一个案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当中，产生了很多的企业家。那么，产生企业家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就是江南一带。去年，我到日本去参加一次高级官员和企业家的对话，中国去了42家企业，都是中国很大的企业。结果有人告诉我，其中60%是浙江的企业家。我就问了其中一位，为什么浙江人能成为企业家？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他是因为江南文化当中的经济伦理。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2050成为全球文明城市
底气在哪里
最后，我用一点时间来讲讲未来发展当中的经济伦理问题。最近，我组织完成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2050的上海”。在这个预测当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上海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治理文明以及具有文化融合力的全球文明城市。现在很多人讲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我们则更强调文明。为什么呢？这里面也包含了经济伦理的因素。
第一个是信息文明。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的科技创新，正在引发深刻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信息文明孕育而生。现在我们讲的经济伦理，主要还是工业化社会当中的经济伦理。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天网络经济在引领工业化社会。那么，在网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什么呢？一个人可以很自由地使用网络，那他是不是就能够在网络上爆粗口、诈骗、造谣？有时候，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伦理问题，即我们在今后几十年当中需要有信息文明，包括在信息方面的经济互信问题、经济伦理问题。
第二个是生态文明。中国人现在切身感受到，经济发展了，但空气中有雾霾。尤其是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要应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治理、应对超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和城市改造更新，将面临比世界其他大城市更加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这里面也有经济伦理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空气和环境？我们要过上怎样的舒适生活？因此，必须面对生态文明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在经济上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要思考哪些东西违背了生态文明。
第三个是治理文明。这表现为充分的社会参与、完善的法制体系、高效的政府管理、发达的自治组织和安全的保障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反映在城市管理方面，就是从强调公共管理的发展阶段逐步走向强调治理文明的发展阶段。上海要实现城市治理目标，很多方面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和管理的成功经验，但也有许多方面没有先例可循，需要自己去探索、创新、实践，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的城市治理文明。
第四个是文化融合。前面提到了三个文明，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可能要取决于文化的融合。一座城市的崛起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必然有其特殊的文化优势和气质，从而吸引国内外各类人才集聚，成为城市的文化支撑。未来，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得到更多体现和成功印证，随着上海城市发展越来越接近全球城市，上海需要将最具自身特质的文化——海派文化发扬光大。
海派文化的最大精髓，就是高度的学习力、继承力和融合力。它既吸收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又保存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并形成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多样性、文化融合力和城市活力、城市魅力，成为大气谦和的文化吸纳之都、包容并蓄的文化聚集之都、深远睿智的文化创新之都及时尚繁荣的文化共享之都。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借鉴西方文明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有用经验，也希望大家关注东方文明中的很多优秀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和探索，其中经济伦理显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
思想者小传
王战 上海社科院院长、教授，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2007年任全国人大代表。专长为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与政策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研究成果有《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九十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修订咨询研究报告》《上海世博会主题研究》《中国加入WTO 上海行动计划纲要》。
■丝绸之路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瓷器，一个是茶，一个是丝绸。它们都集聚在什么地方？就在长三角，在江南。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商业、手工业。但是经商，一代人做好了，并不意味着后代都能做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秉承的诚信，使做瓷器的人、做丝绸的人、做茶叶的人，世世代代用诚信的理念去经商。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生意做成全世界都知道的生意
■现在我们讲的经济伦理，主要还是工业化社会当中的经济伦理。那么，在网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什么呢？一个人可以很自由地使用网络，那他是不是就能够在网络上爆粗口、诈骗、造谣？有时候，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伦理问题，即今后几十年当中需要有信息文明，包括在信息方面的经济互信问题、经济伦理问题
我本人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在担任上海社科院院长以前，从事了约30年的中国经济研究与咨询工作，经济伦理始终是我关注的一个领域。因此，我想把“经济伦理与中国经济”作为今天的演讲主题。
主要分三个部分来讲。首先想和大家探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要关注经济伦理，其次想和大家分享中国传统文化隐含的朴素的经济伦理及其当代价值，最后想谈谈经济伦理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面临的重大挑战。
市场和资本的异化
根源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至今将近67周年了，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把当前的发展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这段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实行的是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在这大约30年的发展当中，一方面我们受到了外部的制约；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么建设，我们也在进行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失误。
从这30年来说，很难说中国有经济伦理这样一个学科。但是，从整个30年的国家发展当中，仍然存在着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当时人均收入在两百美元左右，但中国的文化、教育、医疗水平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那个很穷的时代，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建设、铁路、交通、发电站等方面。当时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那种完整的企业，但作为国家而言，它为我们整个经济建设特别是后面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准备了很多条件。
比如，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很成功，但如果没有前30年大量的水利建设，可以说农村的改革照样不会带来农业的丰收。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当中，利用外资加工贸易做得非常好，很多外国企业喜欢到中国来投资。为什么呢？实际上这和中国前30年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每一个可以从农村来到城市、到工厂里去做工的人，差不多都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这在非洲甚至在印度都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可以说，前30年虽然我们还没有经济伦理这样的学科，但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依然有它的经济理性。
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起至今。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实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伦理问题开始逐步凸显出来，并成为全社会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有些专家说，中国的企业缺少社会责任，根本原因在于缺失了许多经济伦理观念，从而导致经济伦理失范的现象。还有些专家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经济伦理需要重构或者重建。这些说法有道理，但也有些片面和绝对。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当前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伦理问题。
中国曾经发生过不少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发生过生态环保问题，特别是近几年的雾霾。这都拷问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的监督责任和整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应该承认，采用市场和资本来发展经济，具有对人的个性、自由和权利的解放作用，充分肯定了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自由和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具有不平等、异化、拜金主义的趋势。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不道德问题的根源。尽管他坚持认为，这样一个经济生产方式阶段，是以铁的必然性方式起作用。
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可溯源至马克斯·韦伯，他有本名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如何摆脱道德危机的问题，他回答说没有人知道。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世界经济伦理运动尝试依靠经济伦理，来重新建立公民道德的资源。我想，这些都是经济伦理学界所做出的重大努力。
但是，本世纪初美国的安然事件以及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些左派认为，资本主义道德问题的病根是终极性的，迫切需要被取而代之。金融危机并非是不正确的货币增值或监管不严而导致，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所致。他们主张，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将生产力从过时的、非理性的、毁灭性的利润制度的驱动中解放出来。
从生产和服务的目的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需求，而不仅仅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但是，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途径去实现这个目的时又发现，搞市场经济会出现异化及拜金主义。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提出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以此来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经济伦理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问题已经处理得很好了。相反，一些先致富的企业、群体及个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忽视了经济伦理的道德坚守，导致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经济伦理问题日益复杂。
把生意做往全世界
凭的是什么
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件事情，就是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也为我们发掘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底蕴，提供了新的视野。事实上，凡是有经济活动必然有伦理问题，而中国具有悠久的经济伦理传统。
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想以江南经济和江南文化发展为例。在座的各位可能知道，在中国唐代到宋代的200年当中，大量人口从北方移到江南。之后，中国南方经济占了全国的80%。从国际比较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现象，欧洲在公元10世纪后也发生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从殖民扩张一直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再到思想启蒙运动，欧洲崛起了。当欧洲崛起的时候，中国经济在江南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而是美国南加州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差不多在五六百年时间当中，中国的江南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和中国江南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有很大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中国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当中，通过科举制度去当官，这是人们的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当农民；第三个选择是做手工业；最后的选择是去当个商人。但是，这么多人移民到南方以后，由于大运河所带来的贸易机会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所以，在江南的老百姓开始觉得，我第一个选择是读书，去考状元，通过科举制度去当官。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如果考不取，就去经商办企业，因为有商业机会。然后是手工业，再后面是农业。这个变化实际上为江南带来了一场手工业和商业的革命。于是，它在人生观当中改变了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中，大家知道有儒教儒学、佛教和道教。到了江南，开始相互融合。它融合的基础是什么？是人们的经济生活。从北方移到南方来，怎么在这里安心生活、生产？道教帮助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相处问题，因为道法自然；儒教儒学解决了人与人、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儒教提倡仁义礼智信；然后，佛教帮人解决了内心的问题，怎么样来对待生与死、苦与乐。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内心的关系，他就能够安身立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江南的人，能够把中国经济在18世纪以前搞成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我认为有很深的经济伦理课题。当然，在老百姓当中实际上把它简化了。儒学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叫仁义礼智信，但到了江南，实际上老百姓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信”放在第一位。因为是移民，有了南北贸易，它就已经不完全是家族和村庄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不认识，需要有一种信用。第二个是义，社会需要公正和正义。然后是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睦相处。之后是智，中国的这个智讲的是包容，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应该和睦相处。最后是礼，要用礼仪来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处事方式，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伦理。因此，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在建设未来的经济伦理当中运用好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如果我把这一段做一个小结的话，可以举两个案例。
可能各位都知道，中国一千年当中经济全球化做得最大的是什么？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瓷器，一个是茶，一个是丝绸。这三样东西都集聚在什么地方？它集聚的地方就在长三角，在江南，代表是景德镇的瓷器、湖州的丝绸、杭州的茶叶。所以，我们讲丝绸之路的货物主要来自于江南这块地方。这当中有一个很微妙的地理现象，孔子后代第二个故乡在衢州，衢州边上就是徽商，我们把它称之为儒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孔子的儒学实际上影响了商业的发展，他认为做商业要诚信。
这也就是说，一千年来为什么景德镇会变成瓷都？江南会变成茶叶和丝绸的故乡？这是有经济伦理在支撑的。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商业、手工业。但是经商，一代人做好了，并不意味着后代都能做好。如果没有诚信的话，就做不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秉承的诚信，使我们做瓷器的人、做丝绸的人、做茶叶的人，世世代代用诚信的理念去经商。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生意做成全世界都知道的生意。
我还可以举一个案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当中，产生了很多的企业家。那么，产生企业家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就是江南一带。去年，我到日本去参加一次高级官员和企业家的对话，中国去了42家企业，都是中国很大的企业。结果有人告诉我，其中60%是浙江的企业家。我就问了其中一位，为什么浙江人能成为企业家？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他是因为江南文化当中的经济伦理。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2050成为全球文明城市
底气在哪里
最后，我用一点时间来讲讲未来发展当中的经济伦理问题。最近，我组织完成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2050的上海”。在这个预测当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上海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治理文明以及具有文化融合力的全球文明城市。现在很多人讲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我们则更强调文明。为什么呢？这里面也包含了经济伦理的因素。
第一个是信息文明。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的科技创新，正在引发深刻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信息文明孕育而生。现在我们讲的经济伦理，主要还是工业化社会当中的经济伦理。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天网络经济在引领工业化社会。那么，在网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什么呢？一个人可以很自由地使用网络，那他是不是就能够在网络上爆粗口、诈骗、造谣？有时候，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伦理问题，即我们在今后几十年当中需要有信息文明，包括在信息方面的经济互信问题、经济伦理问题。
第二个是生态文明。中国人现在切身感受到，经济发展了，但空气中有雾霾。尤其是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要应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治理、应对超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和城市改造更新，将面临比世界其他大城市更加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这里面也有经济伦理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空气和环境？我们要过上怎样的舒适生活？因此，必须面对生态文明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在经济上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要思考哪些东西违背了生态文明。
第三个是治理文明。这表现为充分的社会参与、完善的法制体系、高效的政府管理、发达的自治组织和安全的保障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反映在城市管理方面，就是从强调公共管理的发展阶段逐步走向强调治理文明的发展阶段。上海要实现城市治理目标，很多方面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和管理的成功经验，但也有许多方面没有先例可循，需要自己去探索、创新、实践，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的城市治理文明。
第四个是文化融合。前面提到了三个文明，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可能要取决于文化的融合。一座城市的崛起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必然有其特殊的文化优势和气质，从而吸引国内外各类人才集聚，成为城市的文化支撑。未来，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得到更多体现和成功印证，随着上海城市发展越来越接近全球城市，上海需要将最具自身特质的文化——海派文化发扬光大。
海派文化的最大精髓，就是高度的学习力、继承力和融合力。它既吸收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又保存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并形成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多样性、文化融合力和城市活力、城市魅力，成为大气谦和的文化吸纳之都、包容并蓄的文化聚集之都、深远睿智的文化创新之都及时尚繁荣的文化共享之都。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借鉴西方文明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有用经验，也希望大家关注东方文明中的很多优秀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和探索，其中经济伦理显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
思想者小传
王战 上海社科院院长、教授，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2007年任全国人大代表。专长为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与政策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研究成果有《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九十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修订咨询研究报告》《上海世博会主题研究》《中国加入WTO 上海行动计划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