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编剧 黄亚洲

　　上海是我创作的方向引领和坚强支撑

　　朋友们，下午好！

　　我想先谈一下我的创作与上海的渊源与关系。

　　我的一些重大题材的创作，都与上海有关。可以说，上海是我进行重大创作很有力的方向引领和最坚强的支撑。

　　26年前，我在浙江嘉兴做作协主席，那年中秋节我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我说我想通过对“中共一大”的了解和认知，写一个建党题材的电影剧本，从五四运动写起，一直写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上下集一共60多个人物。当时接待我的是上影厂的老编辑祝鸿生，他也是巴金的女婿。他听了我的想法很意外，他说：“你等等，我不能马上答复你。”过了一会儿，上影厂的文学部副主任杨时文来了，他听了我的讲述也说“我不能答复你，你能不能等两天。”

　　两天后，我等到了上影厂的答复，他们给了我三个非常好的政策：一是可以到共产主义小组所在的任何城市去采访；　二是可以买我认为需要买的任何资料书；三是这个剧本写出来，即使不拍不用，也会按照全部的稿费支付给我。在那个年代，一般来说不被采用的剧本就给退稿费三四百块钱，而录用了则有1200元左右。

　　我听了之后很兴奋。上影厂对这件大事也很重视，当时，“建党”这个题材是大家都不太敢去碰的一个选题。他们后来又成立了四个班子“同题竞争”，最后还是我和汪天云的本子同时被选中了。

　　《开天辟地》准备开拍前，剧本送到上级，但迟迟没有得到批准。那时已经秋天了，但共产党是夏天成立的，再不拍，夏天的景就没有了。为了赶时间，在演员都选好的情况下，上影厂决定先拍两组关于夏日的镜头——万一不批准，那这些镜头就算了，无非成本大一点，如果批准了，那就赚了时间。这说明了上影厂的决心和智慧。

　　后来大概11月份前后，上级终于批准了这个题材，上影厂很高兴，过了年就拍完了，这是26年前的事，我记忆犹新。

　　16年前，我应上海方面的约请，写了50集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沧桑》。当时正处世纪之交，上海方面说需要有一部反映整个上海历史变迁的电视连续剧，从1899年写到1999年。我记得光提纲就写了12万字，那时候是1999年，为了拍这部电视剧，上海筹了1500万元，很不容易，还请了著名导演黄蜀芹来导。在座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会记得，《上海沧桑》拍得很精美。

　　当时我接到的任务是写一位百岁老人，他是什么身份我可以自己创作，总之要由这位百岁老人的自述来讲述上海的历史。后来，我就把这位百岁老人跟解放日报关联了起来，我把他设定为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解放前是《申报》的副总编。跨越一百年的故事不好写，不能写到最后都是老头老太来演戏，这样不好看。我就把电视剧分为五个单元，分别写他爷爷的故事、父亲的故事、大哥的故事、大侄子的故事，一直到浦东改革开放。

　　大概在12年前，我应约写电影剧本 《邓小平·1928》。也是上影厂拍的，反映青年邓小平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时期在上海租界活动的特殊生活。

　　刚才王树增老师讲到瞿秋白用俄文唱 《国际歌》的故事，我在这部剧本里也写到了瞿秋白是怎么用心翻译俄文《国际歌》的。

　　受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感召，我以最快速度写下诗集

　　8年前，“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20位作家受中国作协的派遣赶到了汶川，我作为“抗震救灾采访团”三位副团长之一，第八天晚上赶到了成都，第九天去了都江堰。当时，一位中年妇女从帐篷里走出来，看见我们胸前挂着“牌牌”，就要给我们跪下来，说：“谁能支援我们一个活动板房，我就给谁跪下。”原来她是当地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地震后，各家各户都把孩子领回去了，但余震不断，不安全，她不放心，想在板房里重建幼儿园。

　　我们赶快把她扶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不该她跪我们，而是我们应该跪她。山崩地裂的那一刻，她带着20多位老师救出了700多个孩子，只有3个孩子因为被瓦片砸中而去世。我很感动，当天就写了一篇日记，还写了一首诗，希望有人能帮帮这位园长。

　　这首诗很快就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了，我把这位施园长的手机号码嵌在了诗行里面，我想也许有人会给她打电话。没几天，我就接到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的电话，我当时正在震区的瓦砾当中行走。

　　她说她看到了报纸，问我，这位园长是真人吗？是不是你的艺术创作？我说是真人真事。她说，那里面的电话能打得通吗？我说，你打吧，肯定打得通。她马上打了电话进行核实，并在诗歌所发表的报纸上写了一段批语，交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陈铁迪同志，陈铁迪马上做了一个批示，上海市总工会很快就落实了一家中德合资的工厂，他们派了工会主席到震区，还带去了50万元现金。

　　浙江萧山有一位农民企业家得知后，送去了一个活动板房，园长有了活动板房，又有了上海人民送去的50万现金，在80天以内就恢复了幼儿园，成了都江堰最早重开的幼儿园。

　　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感召，我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以最快的速度写了一部诗集，叫《中国如此震动》，这是当时以抗震救灾为主题的第一部个人诗集，距汶川大地震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作家出版社就赶印了出来，并送到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我谢谢上海的迅速与爱心。

　　两年前，我又受上海朋友的约请写了电影《毛泽东在上海1924》，1924年是毛泽东在上海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有将近11个月，他是带着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一起来的，杨开慧担任工人学校的教师，还逐步学会了一些上海话。这个戏有难度，但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也是上影集团拍的。

　　我是杭州人，上山下乡到嘉兴地区工作20年，40岁回到杭州。杭州离上海不远，嘉兴又与上海接壤，这么多年我一直关注着上海，阅读上海、采访上海，在我的很多重大题材的创作当中，上海的领导、制作机构、上海的评论家和热心的市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创作《开天辟地》时，很多人劝我别去碰“高压线”

　　在我写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时，我也曾经很困惑：好多历史我们回望的时候迷雾重重，真假难辨。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历史？会不会有意无意地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而在文学创作中扭曲了历史？26年前写《开天辟地》前，我担任嘉兴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有一次带着文人墨客们游览南湖，在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墙上只有6位党代表的镜框。参加“一大”的不是有13个人吗？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反映这段历史。

　　在我准备写剧本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写了，别去碰这根“高压线”，特别是涉及陈独秀的部分，涉及到一些“坏的”党代表的部分。这些人怎么能写？

　　有时候是作家选择历史、选择题材，有时候是题材选择作家。我觉得是上海与嘉兴选择了我。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在嘉兴闭幕，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我不能不写。所以后来才发生了我赶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与他们谈的这一幕。写完以后，我心里也很忐忑，担心上面会不批，上影厂也很忐忑，所以跟我谈的时候他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是通过了怎么样，二是不通过怎么样。我们一直在焦急等待当中，当然最后通过了，上影厂很高兴，把大锣大鼓拿到厂门口敲起来。

　　电影拍完以后，一些人给我打电话，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黄亚洲你有没有搞错，陈独秀怎么是好人呢？我后来听说，有人看片子的时候还说：为什么把陈独秀搞得那么活灵活现，不该让他太生动。这个事情当时让我困惑，时过26年，现在不大会有这个情况了，因为我们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尊重历史。

　　我认为在处理、认知党史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进一步认真梳理，要投入学术力量，搞清楚。党要管党的原则，党也要管自己的历史。一个党，只有把自己以往的历史真正看清楚了，才能够非常明晰地看清未来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的党史领域，都需要我们不加回避地去梳理。在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依旧是一个严肃课题。

　　我是业余研究党史与革命史的，我乐意用文学的笔触来反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我想强调，我们的党一定要投入研究力量来正本清源，把党史整理清楚，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党准确地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嘉宾小传

　　与新中国同龄的黄亚洲，身上标签众多。而最重要的一枚，大概是充满真实与真情的“主旋律”。

　　他的作品常常被喻为是赞美时代、歌颂祖国的乐章。小说《日出东方》书写了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诗集《行吟长征路》赞颂了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史诗。还创作出《建党伟业》《雷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有影响力的作品。

　　而黄亚洲以红色历史为主题的影视剧创作，更是将这种书写和赞美，拓展到大众面前。特别是，电影《开天辟地》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电影《邓小平·1928》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见证了属于他的“主旋律”的昂扬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