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8日，中央深改组召开了第二十三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部署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今天,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围绕第二十三次会议部署的重点改革任务，跟大家做一些交流。首先，我们重温一下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三次会议提出的改革任务和目标。

 

　　一、深改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基本精神及主要内容分析

 

　　深改组第二十三次会议首先强调，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突出了四个方面的导向：注重增添发展新动力、注重公平正义、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体制机制方面问题的解决。包括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这几个方面体现了这次深改组会议部署改革重点工作的导向性思路。

 

　　具体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比如，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过去虽然也有相关规定，但这次深改组把这项工作特别突出，而且进一步规范。在北京、广东等多个重点城市全面进行试点示范。再比如，公务员分类改革。把综合类公务员、专业技术公务员和执法类公务员进行分开管理，特别是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通过了两个具体文件，给这两类公务员明确的发展路径。再比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体现市场公平；强调社会诚信建设；规范民办学校的管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有关改革决策实施规划（2016-2020）等。围绕这些内容，二十三次小组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将成为全国各地围绕重点问题改革的重要指导。

 

　　围绕此次会议及会议涉及的重点改革任务，我跟大家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解决转型发展中的问题；第三，未来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

 

　　此次深改组会议特别强调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文章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6年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意义重大。为什么2016年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和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问题息息相连。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至少有三：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二，经济进入新常态；三，经济发展面临三个历史性拐点。在我看来，这三者是叠加的。我们既要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又要应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三个历史性转变，这三者叠加到一起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来看，难度主要不在于几个数字的翻番。到2020年，GDP总量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倍，由过去的39万多亿人民币翻番至将近80万亿人民币；居民收入由2010年人均4800美元翻到9600美元。按照我们制定的6.5%到7%的经济增长弹性目标，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问题不大。

 

　　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刚性目标对我们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脱贫，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就脱贫来讲，我们还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12万个贫困村，830多个贫困县。按照中央部署，到2020年一个贫困人口都不能落下，全国所有贫困县的“帽子”都要摘掉。这方面，我们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之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是因为问题主要在中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区和农村。按照联合国修订的1.9美元的贫困标准，我们现在还有2亿人口没有脱贫，也就是说，到2020年实现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是中国的标准而不是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的标准可能更难以达到。之所以这方面压力比较大，是因为过去的城镇化没能带动城乡一体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阶层付出比较多，但得到的报酬、待遇并不是很公道。

 

　　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向城市输入2.6亿合格劳动力，这些人在农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到城市后没有和城市同等人群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没有基本的就业保障。农民工年纪大了，回乡下养老，这个城市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土地政策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圈地化”，征地、拆迁逐渐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这在无形中给农民造成了利益上的伤害。所以说脱贫，特别是少数民族脱贫，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脱贫，其难度不可小视。

 

　　与之相联系的，是进到城里的2亿农民工没有市民化。我们说城镇化率55%，包括将近2亿农民工，如何把已经住在城里的农民工市民化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道难题。上海集中了1000多万外来人口，北京集中了将近900多万，广东、福建、江苏等沿海地区也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这些人的市民化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说，过去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社会松动了，但是根基没有铲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变成了三元社会——农村、城市，以及横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农民工算什么？算农民，他早离土了；第二代农民工很多在城市出生，很多人没有城市身份，不具备城市生活形态，住在城市地下室、城乡结合部。让他们有获得感也是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经济形势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约束对我们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二）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的挑战

 

　　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一步一步地往下走，2013年GDP增长7.7%，2014年增长7.3%，2015年增长了6.9%。所以说，经济新常态的第一基本内涵就是中国经济要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当然，经济速度放缓与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有很大关系。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67.7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大概是10.7万亿美元。而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十万亿美元。经济体量增大，增长速度就会逐步减缓，这是世界性的规律。但是，经济增长放缓不能太猛，中国还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才能解决我们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因此，现在的经济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经济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好，比如房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金融改革相对滞后——拉了实体经济的后腿、大量的产能过剩以及很多小微企业扛不住风险都倒闭了。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在我国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资料显示，我国房地产占GDP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12%，而美国只占3%，我们是美国的4倍。如果再加上房地产上下产业链的话，房地产可能占到GDP总量的16%。所以，如果房市不景气，房市投资下滑过快，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因此，在房价的问题上，在讲适度放松，是希望通过一定的刺激方式来保障经济“软着陆”。但是，房市泡沫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房价过高。所以说，经济进入新常态首先就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引发的经济风险。

 

　　经济新常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旦签订，就可能对中国造成潜在性的影响或者冲击。TPP和世界贸易组织还是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只要我们承诺会有一个过渡期，欧美发达国家就会把市场向中国开放。所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不但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反而中国大量的廉价产品快速占领了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给中国带来井喷式的发展势头。但是TPP是不一样的。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这个贸易协定，不仅达不到条件就不让加入，而且它所设计的一些条件可以说几乎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包括国营企业要民营化、人民币要自由兑换、银行体系要自由化、新闻媒体要自由化等。他们很清楚，有一些内容中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根本没有诚意让中国加入进来。现在，TPP还在谈判的过程之中，一旦运作起来，对我们的对外贸易是有一定冲击的。

 

　　第三，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在我看来，稳增长、调结构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内在冲突的，把握好度不是很容易。如果过度关注稳增长，调结构可能不能充分实现；反过来，如果过度注重调结构，稳增长又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把控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很关键。

 

　　第四，我们如何做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避开中等收入陷阱。2015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7600美元，而高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至少是10000美元以上，甚至达到12000美元。我们从7600美元到10000、12000美元，正是在爬最后的坡，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而从国际社会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处在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跨越的过程中，搞得不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包括经济增长乏力、动力衰减等。老百姓对福利、社保、公共服务需求都是刚性的，能上不能下，如果经济很不景气，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经研究发现，全世界有22个国家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四个国家跨越过去了，很多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了，包括巴西。那么，中国未来如何爬过这个坡，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范围看，我们刚好处在“十三五”期间。所以说，经济层面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压力，使我们的经济保持比较健康的中高速增长，并保证调结构的目标能够实现。

 

　　（三）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出现了三个历史性的拐点

 

　　我们在保障全面小康目标实现，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同时，还要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三个历史性转变。第一，中国经济要由过去的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第二，要由过去的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走出去、对外扩张型。2015年，我们吸引的外资和走出去的资本基本上划等号，这说明中国经济体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了，不像十几、二十几年前，基本上是吸引外资，很少往外走，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第三，要由学习模仿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学习模仿，现在要向自主创新型方向转变，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定位定什么方位上？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在国际上扮演关键角色？中国能不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未来中国“三个经济战略性转变”成功与否有很大关联。转变越成功，国际经济地位越高，国际社会认可度也越高，发挥大国引领作用也越强。

 

　　保障全面小康社会刚性目标的实现、应对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三个历史性转型，三者叠加，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形成很大挑战。

 

　　为什么要强调“三个转变”？我认为，与我国过去的发展方式息息相关。可以说，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比较成功的，成就很大。我讲两个数。第一个数，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而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6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变；第二个数，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到2014年的36年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7%。作为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

 

　　但是反过来看，在充分肯定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确实付出了比较高的成本，传统发展方式越到后来遇到的困难就越多。我认为，这种困难可以用四个“难以为继”来概括：一是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急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二是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三是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四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

 

　　四个“难以为继”可以说是我国提出科学发展的主题，确立转变发展方式一条主线的基本逻辑。比如，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过去的36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7%，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实际上走了一条“三高换一高、还带一低”的发展道路，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36年中经济的高增长和低效率。我国是在以大量透支资源、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作为高增长的支撑点。世界上流行三句话：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现在，我国有大量不入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品牌、核心技术，只赚加工组装的钱。长此以往，我国能成为经济大国，但很难成为经济强国。中国作为这样一个大国，却主要在世界产业的中端、下端做文章，在高端产业上没有多少话语权，很难使我国成为经济强国。因此，中央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型战略产业、培养高端人才、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就是确保国家在世界高端产业能有话语权，这样我国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由大变强。比如，我国的高铁技术和信息技术都不是原创的，是被我国引进消化吸收的，但我国通过买断德国的高铁技术，又进一步创新开发，使我国高铁产业走到了世界的最高端。李克强总理多次讲，中国的高铁有可能成为我国第一个向世界“卖标准”的行业。

 

　　同时，从信息技术上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量非常大。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规模，有7亿多网民、12亿手机用户、6亿多智能手机用户、4亿台电脑和笔记本。我国有这么大的信息化需求，却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比如，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CPU等一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关键点上，我们还受制于别人，这也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安全。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改变我们信息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他还说，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产业升级换代的基本逻辑。

 

　　与我国面临的经济风险相联系的，我国现在也面临一些社会方面的风险。比如，我国现在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躁动不安、社会犯罪率上升、老百姓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官员出现明显的腐败问题等，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整体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扭曲，由此引发了社会风险的上升。在我看来，社会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的原因有很多，但高度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点。

 

　　一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很多老百姓没有获得感，改革成果没有让让老百姓共享，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四大差距——城乡、贫富、行业、地区差距均被放大，这就说明我国在分配制度上肯定存在着一些问题。

 

　　二是机会不均等。企业与企业之间没有处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人和人没有处在公平发展的起跑线上。从企业来看，国有企业相对强势，而国有企业最大的难题就是难以解决腐败问题，并且，国有企业一般来说效率比较低下。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卖邮电、电力、电讯，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使政府背上了包袱；第二个原因是国有企业结构成本太高，容易发生腐败。现在，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从人和人来看，人和人没有处在公平发展的起跑线上。相对来讲，有权有势的人的子女的发展空间更大，不管是走仕途还是走市场、不管是当官还是发财，机会都比较多；而农民、草根的孩子，即使考到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拼爹的时代”，就是说，小孩的发展空间是由父母地位决定的，这很悲哀，也使社会底层的人往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少，这种现象可能诱发暴力。所以说，中国现在是改革和危机在赛跑，如果改革慢的话，可能就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中央近两年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公平公正。2016年04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也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导向决定我国的改革方向。这些改革举措都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指数。

 

　　三是既得利益兴风作浪。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掌握权利、资本、资源，使社会利益格局被扭曲。

 

　　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既得利益兴风作浪，使整个社会利益格局被扭曲，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甚至使政策的公平公正性被老百姓所质疑、怀疑，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层面遇到的风险。

 

　　这是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社会确实面临一些挑战，有经济风险，也有社会风险。这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原因，是问题导向。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解决转型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一）在改革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性突破

 

　　在改革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性突破，第一个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次深改组会议特别强调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文章、深化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降低成本，补短板。显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针对经济层面。比如产能过剩，全国有将近10亿平方米的房子是空置的，还没有卖出去；水泥、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解铝等方面也呈现出产能过剩。从这个意义讲，供给侧改革首先涉及经济层面，涉及经济供给的质量、效率、机制、结构有问题。2015年大概有1.2亿人出境，消费1.5万亿人民币。据专家们测算，1.5万亿元人民币中大约有7000亿人民币花在路费、差旅费上，还有8000亿人民币用于购物。以前中国老百姓购买奢侈品，现在不仅购买奢侈品，也购置一些日常用品的高档品牌。中国到日本的游客把日本的马桶盖都抢光了，买日本的药，等等。这说明国内确实有一些相对高端需求，现在的供给满足不了。所以，老百姓把钱花到国外去。这是供给结构存在的问题，需要的没有，不需要的不断生产。

 

　　但是如果加上“结构性”三个字，我认为这个改革就不完全在经济层面了，而是成为一个和政府的宏观政策、政府的宏观调控相关的改革。表面上看，这个改革在经济的供给层面（供给端），但是问题的根源可能并不在经济本身。比如说，中国的煤炭、钢铁、电解铝、有色金属、水泥等过剩的产能，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出来的吗？我认为可能不是。这种过剩产能不是通过市场优胜劣汰，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果；可能是我们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而造成的产能过剩。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政府改革。

 

　　而政府改革之所以成为改革的关键，我认为与政府治理的逻辑有关。政府治理有三个基本逻辑：第一个要收入，第二个要增长，第三个要政绩。

 

　　第一个逻辑，政府要收入。政府必须要收入，才能够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保障老百姓的福利，保障国家的安全。第一，我们养了8000万财政供养人员，7000万是编制内的（含离退休2000多万，事业单位4000多万，还有党政公务人员近800多万）,1000万是编制外的。第二，我们养了230万军队保证国家安全，国防、军队开支将近1万亿人民币。第三，我们养了几百万公安人员维护正常秩序，有大量的公共支出。接下来就是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等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开支，这些都是需要花钱。所以，政府必须有一定的收入。但是，政府收入要控制在一定的度之内，政府的收入要和老百姓的收入大体保持一个比例，不能太高。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63.64万亿人民币，政府收入将近23万亿，占GDP总量达到37%，包括税收财政收入13.8万亿、卖地收入4.26万亿、社保收入以及各种收费、罚没等3万多亿。政府收入占比明显太高，蛋糕就这么大，政府拿走多了，老百姓得到就少了。

 

　　第二个逻辑，政府要增长。政府要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必须要保障经济有一定的增长幅度。过去，我们在投资、出口、消费上，在需求端考虑得比较多，改革得也比较多。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主要靠三架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拉动。但是，投资不能无限的投资；出口更是不好控制的；消费与老百姓的购买力有关系，与社会保障水平有关系。我们过去主要在这些方面做文章，现在看来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过度靠财政投资，靠银行贷款；大量发行钞票，导致通货膨胀；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一些资金，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幅度，明显产能过剩了，还继续批准建，这些过剩的产能和我们宏观政策本身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过度使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导致一种后果，不是完全靠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第三个逻辑，官员要政绩。一个领导上来以后要干一番事业，要造福一方，而且我们官员换的频率比较高，所以大家看到出现一些短期行为，如出现拼资源、拼环境，搞政绩、搞形象，甚至出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搞数字游戏、搞虚假繁荣的现象。而政绩主导、政绩驱使背后的问题是不合理的官员选拔制度，这个问题更严重。考核官员往往以GDP论英雄，领导干部不能相对稳定，换得很频繁，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还没有熟悉就走了，背后的推手也要从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角度思考。

 

　　政府要收入、政府要增长、官员要政绩，这三个层面上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是造成产能过剩、虚假繁荣以及经济泡沫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改革必须着力在这些方面下工夫。

 

　　（二）在政府改革上要有实质性突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政府改革，我们要在政府改革上要下大力气。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3年新一届政府组建以后，李克强总理主导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目的是要释放市场活力、社会活力。

 

　　从国务院来看，从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组建到现在，三年时间里，国务院共取消下放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还拿掉了很多检验、检测、认证项目，取消了不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对此，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国务院拿掉行政审批事项是不是伤筋动骨了？第二，是不是把含金量高的拿掉了？如果我们不能把一些含金量高的项目拿掉，没有伤筋动骨，改革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另外，改革是系统性的改革，国务院要改，地方政府也要改，各级政府上下一体来推进，最后才能传导到老百姓和企业，使企业和老百姓办事方便。改革成功与不成功，企业和老百姓说了算，这两个主体认为改革成功了，那才是真的成功。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减少对社会的过多干预，把很多项目变成备案制，简化中间环节，减少程序，给企业和老百姓更大的自由度，有利于创新、转型、发展。

 

　　（三）用创新引领发展

 

　　过去，我们强调投资、出口、消费驱动，现在更多地强调创新驱动，实行国家创新战略，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看来，创新包括理论、制度、技术、文化创新，创新的关键是要释放人的活力，充分调动人的内在潜力。人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表达观点，创新驱动才能够体现在个体上。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释放市场活力、社会活力的过程，创新驱动战略很难真正取得时效，这一点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而如何调动潜能给市场、社会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在于官员、在于我们的指导思想。所以，要用创新引领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提出了“互联网+”、双创。要推进“互联网+”，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和各种行业进行融合，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业态，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方面我们要有实际性的举措来启动国家创新战略，通过创新来引领发展。

 

　　（四）围绕人民利益展开改革，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围绕人民利益展开改革也是深改组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重要议题，目标是让人民有获得感。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建立法制国家、政府、社会，校正被扭曲的利益格局，并把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服务、环境、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服务放到突出地位，增加这方面的投入。而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存在不足，改革成果没有全民共享，也因此引发老百姓对政策的公平公正存有置疑，老百姓气不顺，社会矛盾就比较尖锐。不围绕老百姓的利益来展开改革，老百姓不会支持；只有围绕老百姓的利益展开改革，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推动各项民生事业，改革才能真正有实质性的突破。

 

　　四、未来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条件

 

　　应该说，未来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非常清楚，就我个人理解，未来我们要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

 

　　（一）排除改革阻力为经济社会转型扫清障碍

 

　　我认为，这方面最大的阻力有两个：一是既得利益集团；二是政府自身的阻力。

 

　　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借助公共权力和政策资源，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从现在中国环境来看，既得利益集团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第二类，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第三类，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集团。这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还掌握资本、资源，羽翼丰满，实力甚是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

 

　　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的危害是什么？第一，激化了官民冲突；第二，激化了劳资冲突；第三，激化了贫富冲突。在官民、劳资、贫富冲突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子。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李克强等主要领导人不断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必须付出成本”。他说，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他还说，既得利益集团相互之间输送利益，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山头主义。这说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当下转型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我们改革的最大障碍。所以，十八大以后，中央掀起如此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抓了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就是为转型发展、深化改革扫清障碍。

 

　　第二个阻力来自政府自身。我们有将近800万公务人员，这种阻力是党政运行的惯性和官员传统思维的定式，对行政审批改革的抵触以及部门利益，都可能成为政府自身的阻力。

 

　　从观念来讲，我们的官员不缺少权利思维，也不缺少睿智思维，但可能缺少法制思维、法制精神。所以，当你认识不到法制的第一位是治官、治公权的，第二位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第三位才是治民的话，就很难用法制精神、法制思维拥抱这轮改革。所以观念很关键。

 

　　再一个，行政审批。一个单位的审批事项越多，许可事项越多，收费事项越多，这个单位越强势。我们看到，尽管我们拿掉很多行政审批、行政许可，但是不一定都伤筋动骨，要看到隐性的部门利益。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环境化，这些都是不可小视的阻力。李克强总理上任以后，经常为一些微观的改革政策采取举措，这从侧面说明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2015年“两会”期间，他到国家工商总局去调研，发现还是三个证，要办一个企业，工商部门领工商证、税务部门领税务证、质监部门领质监证。李克强总理说，我不管什么原因，年底之前必须实现三证合一，一个证上三个票，不要三个证，一个证一个新闻代码。在总理强有力的干预下，2015年年底之前，三证已经实现了合一。

 

　　（二）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为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保障

 

　　“颠覆性错误”这个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后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按照我的理解，颠覆性错误就是系统性错误，属于全局性错误、战略性错误，不是微观具体的。在当下来讲，我们如何防范颠覆性错误出现，对中国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的五年，应对经济新常态，顺利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化解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非常重要。

 

　　第一，执政党和政府要慎用执政地位和领导资源。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都掌握着很多资源。这些资源的运用过程中，要非常审慎，不要因为掌握资源过多、使用不当导致系统性错误发生。2015年，中国发生严重的股灾，经济学家们说，从2015年6月到9月，三个月的股灾使我们几乎损失了一个德国的GDP市值，第二次股灾又损失达到17万亿人民币。两次股灾，中国股市蒸发了40多万亿市值，引起了世界关注。在这样的股灾面前，政府肯定要干预。但2015年救市过程本身出了问题，证监会主席助理作为救市总指挥被抓起来了；救市队伍，尤其是证券作为救市主力军也出问题了，有6个人被控制了。所以，救市没有问题，但是如何在救市过程中组织好队伍、运用好资源，非常关键。

 

　　第二，在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过程中要防止政治上相对集权，打破平衡度。十八大以后，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非常大，我们叫“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某些方面确实也出现了集权的迹象。我认为，适度的集权是应该的，但要防止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在这方面，我们历史上有很深刻的教训。

 

　　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防止“左”的东西沉渣再起，危害中国。改革开放后，似乎一直存在一种反改革势力，一些人认为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路线方向错了，甚至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了，走资派全面上台，导致老百姓“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我们管这种现象叫“极左”。现在，我们要防止这种反改革力量再度抬头。

 

　　从中国历史过程看，中国吃“左”的亏比较多，“左”对中国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防范“左”的东西沉渣再起，是我们党和国家需要高度注意的事情。由此，我想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候的很多重要判断。比如，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句话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恼中国人的性质问题，打破了过去我们长期认为的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格局。邓小平讲，“不改革就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再一次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他还强调要防止右，但是当前主要威胁是“左”。

 

　　邓小平1992年南巡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判断，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过时，很多方面值得高度警觉。如果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道路的话，我们国家确实有走回头路的危险或者可能性。而对老百姓来讲，没有人愿意走回头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警惕“左”的东西再次起来危害国家、危害社会，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沿着一个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继续下去。

 

　　深改组主要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展开改革，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要让改革的成果为全民所共享，这些改革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个大的改革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