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城市是人民城市的理想形态

——刘士林教授在湖南大学的演讲

今天，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进入了城市时代。城市化和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病”。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以“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等为主要内涵的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阐述了新时代城市建设“一切为了人民”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立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战略导向，开启了人类城市发展的新阶段。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人文城市是人民城市的理想形态。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文城市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在由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创新城市、紧凑城市等构成的新型城市体系中，人文城市直接关乎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等根本性和深层次问题，因此，人文城市也就成为评价城市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尺度。

自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提出以来，我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人民城市与人文城市是什么关系？这次演讲，我主要从人民城市与人文城市的关系切入，希望帮助大家更加全面地认知人民城市的理论内涵、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民城市的历史发展规律、更加深刻地了解建设人民城市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继而为推动人民城市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如果把人民城市比作一首诗，“诗眼”就是人文城市

“人民城市”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提出，最早见于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这次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准确把握人民城市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需要紧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此前，关于城市建设的目的，常用的表述是“以人为本”。由于“人”这个概念比较抽象，可以指现实中的任何个体、阶层或群体，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往往不容易确定到底“以哪个人、哪个阶层或群体为本”。

这种内涵的模糊性和边界的不确定性，导致比较容易出现“偷换概念”“偷梁换柱”“假公济私”甚至“指鹿为马”等问题。比如，有的城市繁荣发展了，但只是富了一小部分人。

把“以人为本”深化为“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城市建设一定是人民至上，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某些个人或少数团体。

可以说，人民城市申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本质在于“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出发点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发展目标则是“人民城市为人民”。这对解决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混乱的城市发展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矫正、治理和引领意义。

“人文城市”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提出，在时间上略早于“人民城市”。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首次提出“新型城市”的概念，并具体分为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三类。

新型城市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过去粗放型城市建设发展而言的。具体来说，绿色城市主要针对城市生态环境，如“雾霾”“看海”“大气和土壤污染”等；智慧城市主要针对城市管理和服务问题，如企业和市民反映的“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等公共服务问题；人文城市主要针对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冲击等，如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旧城老城等“一拆了之”现象。

可见，新型城市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既是对城市粗放型建设发展的有力矫正，也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出场做了必要的铺垫。

此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新型城市的类型进一步拓展为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紧凑城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六大目标任务。

打一个比方，如果把人民城市比作一首诗，那么人文城市就是“诗眼”，起“风向标”作用。

为积极引领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一把钥匙、一面镜子

人文城市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刻的理论逻辑和紧迫的现实需要。

从历史来看，人文城市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名言，即“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这既是对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城市之一——古希腊雅典城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第一次阐明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了一种比乡村更美好、更高级、更符合人性需要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从现代阐释的角度来看，把这种城市本质内涵讲得最好的是美国城市史学家芒福德。在他看来，真正的城市不在于集聚了多少人口、建了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是否实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违背人文城市承载的“美好生活本质”，背离“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纠正的“片面城市发展观”和“粗放型城市发展方式”。深入研究和总结人文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可以为正确认识、客观评估、积极引领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一把钥匙、一面镜子。

在理论上，与城市地理学主要把文化城市理解为“以宗教、艺术、科学、教育、文物古迹等文化机制为主要职能的城市”不同，人文城市的视域中的文化城市是一种以文化资源、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

在这一界定中，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认为文化城市在形态上超越了人类城市历史上的防卫、商贸、交通、工业、消费等实用功能，强调城市发展的目的不仅是城市人口增加，也不仅是经济总量与财富聚集，而在于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文明生活方式，并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自由生产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条件。

二是认为以文化城市理论为基础的新型人文城市建设，超越了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开启了以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显著特征的文化型城市化新模式。

当代文化城市理论对城市本质、形态、模式的认识和建构，提出了一种与城市人口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等迥然不同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的价值观，为开启新型人文城市建设创造了理论条件。

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传承保护与公共服务

在实践上，以始于1995年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代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传承保护、文化公共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等持续推进，取得了不少成功的案例。

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作出“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组织实施、一同督促检查”的重大决定，对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作出了新的顶层设计，为推动文化建设纳入我国新型城镇化总体框架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

2012年，国务院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在该规划的五个战略定位中，引人注目的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这可看作“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第一个规划成果。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这意味着以城市为主体形态的国家文化改革、发展和治理的基本思路初步形成。

自“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明确提出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加大‘城市病’防治力度，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城市”为基本内涵、以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为主题的新型城市发展目标，人文城市的政策供给不断丰富、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强化。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了“解决老城区环境品质下降、空间秩序混乱、历史文化遗产损毁等问题”“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保护古遗址、古建筑、近现代历史建筑，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展现城市风貌”以及“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所有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等明确要求。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提炼精选一批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合理应用于城市雕塑、广场园林等公共空间，避免千篇一律、千城一面。

由此可见，我国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渐完善，初步形成了一条新发展主线。

在新型城镇化中承担凝神铸魂、文化赋能重要作用

人文城市作为城市文化本质发育最好，文化功能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发展最为协调平衡的新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承担着凝神铸魂、文化赋能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快速发展。在2016年，作为城市发展高级形态的国家级城市群达到19个。到2020年，最能彰显城市竞争力的万亿元GDP城市扩容至23个。

但与此同时，城市治理任务日益繁多，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由此，提出了一个严峻和迫切需要解答的“城市之问”：为什么要建设城市以及为了谁而建设城市？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广泛吸收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文化学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建设实践，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的人文城市理论体系，将为人民城市建设和文化引领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政策设计。

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探索人文城市研究方法体系，丰富人民城市的研究工具。由于人文城市本身在内涵上的不确定性、人文空间与城市空间在边界上的相互渗透、文化经济与产业经济的关系十分复杂等因素，一般的城乡规划学、产业经济学、人口学、管理学等在介入人文城市领域时，其原有的理论、方法、价值和技术手段往往不能很好适应现实需要。当下，有必要构建符合人文城市发展内在规律和人民城市建设现实需要的科学方法体系。

人文城市主要涉及空间、产业和人文三个部分，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城市形态和功能体系。探索人文城市研究方法体系，既需要空间规划、产业经济和人文研究三者真正形成合力，还要充分吸收与运用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方法。

我国人文城市建设起步相对较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下一步，可通过已有的人文城市实践经验，进一步深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有效路径。

比如，在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等探索基础上，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提出建设“新型人文城市”为重点，探索形成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

（作者：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