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创新推动“韧性城市”发展

——徐锦江研究员在第11届民盟文化论坛的演讲

　　2020年，人类无疑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构成了一个足以改变未来世界运行方式的关键节点。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体现在文化上。

　　作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城市从其被命名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太多关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这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未知风险也不断增加。在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和人为灾害面前，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这正成为制约城市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城市发展如何尽快实现华丽转身，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做到健康的韧性发展，不仅事关人类的生活状态。更为关键的是，只有真正做到城市的韧性发展，才能为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最为基础的物质和空间保障。

　　韧性一词源自拉丁文，意为“弹回”。学界大多认为，韧性最早被物理学家用来描述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形变之后的复原能力。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生态系统研究，定义为“生态系统受到扰动后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韧性的研究逐渐从生态学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韧性的概念也经历了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到演进韧性的发展和演变，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受关注度不断攀升。

　　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城市系统面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提升城市规划的预见性和引导性，正在成为研究热点和焦点。

　　文化领域的韧性发展不是简单复原，而是更高层面上的“弹回”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如果城市的发展不能保持足够的韧性，那么这个容器就可能爆裂。

　　通过归纳分析国内外有关韧性城市的观点，可大致概括“韧性城市”的基本内涵，即能够有效抵御和应对外部重大突发风险与冲击、在风险冲击打压下快速恢复正常运行、通过学习与创新提升整体功能和运行水平的城市。

　　概念的应用不是为了简单的理论创新，而是要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更好推动实践的创新。“韧性城市”的理念，其实与当前一再强调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由此，城市的韧性发展理应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与核心目标。

　　将韧性概念延伸至文化领域，即文化生态系统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时，同样有一个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的问题。比如，疫情影响下的电影院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电影院能不能尽快复苏，复苏到什么程度，不仅会对电影产业产生重要影响，也检验着疫情的控制程度，更考验城市能不能通过文化创新得到韧性发展。

　　日前有报道说，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国庆长假8天票房接近40亿元，让人看到了电影市场的复苏希望。但如果比较2019年642亿元的电影总票房就会明白，这次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如何在疫情冲击下逐步恢复电影院的正常运行，实际上不仅事关电影业发展，也是人们生活能否走出疫情、恢复正常社交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会飞的汽车”可以缓解地面交通拥堵、提升移动速率；“连接一切”的互联网似乎使人不必亲自在场，就可以通过在线的形式完成工作和学习……曾经的需求也不再是需求。但与城市本身复杂的原生态文化性能相比，我们今天用来储存、传输信息的数字手段仍是相形见绌的。事实上，人类交往范围越广，参与者越众，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公共交往空间，便于愈加孤独的人类面对面交流。

　　具有人文情怀的城市研究思想家芒福德曾被视为“落伍”，但此次疫情发生后，他的许多预言又一次唤醒了人们的警觉。芒福德说：“人类或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支配，最终沦落到人性尽失、丧尽天良的地步，沦为‘异我’，即所谓‘史后人类’。这后一种抉择将使人类丧失同情心、情感、创造性，直至最终丧失思想和意识。”

　　芒福德指出，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囊括社会组织的、个人的，最后能囊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形态。或许，他的话有些地方还值得商榷，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推动城市韧性发展的文化创新要有自觉意志。也就是说，“韧性城市”在文化领域需要通过学习、创新来提升功能与水平。

　　还是以电影院为例。现在，大型商场在最高层开设电影院，几乎成为标配。疫情的出现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影院设计中除了逃生通道，也要注重通风与间隔。或许，这场全球疫情会带来一场更具韧性的“电影院革命”“剧场革命”。

　　此外，这场全球疫情也在改变一些文化场景。比如，疫情期间出现了直播推广新书、云教育讲座、露天文创市集等新的文化传播和活动形式，短视频成为活跃的用户场景，甚至有人认为抖音名副其实地“抖”了“音”，改写了音乐行业的发展路径。

　　上述现象表明，文化领域的韧性发展不同于其他领域，归根结底要靠文化创新来实现。它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通过螺旋式上升，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弹回”。

　　城市创新并非凭空而来，需建立在三个维度的文化赋能基础上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实现韧性发展的本质性力量。此次疫情在全球肆虐，重创的不仅是经济世界的健康发展、政治世界的良好互信，也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进步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值此之际，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就显得弥足珍贵。如何以文化赋能城市的理念及其发展战略，推动现代城市文明不断进步，成为城市实现韧性发展的主要路径，甚至可能是唯一路径。

　　放眼世界，各国在城市形态、城市管理等方面日益趋同，但文化差别赋予了它们独特的风貌，从而让我们可以直观地区分出上海、巴黎、东京、纽约和伦敦。城市内在的文化肌理，铸就了各自的生活空间和城市性格，吸引着游客的脚步。因此，唯有城市文化能为旧城复兴注入新的力量，为新城崛起铸就不灭灵魂，为城市在竞争中创新发展、脱颖而出提供土壤和资源。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无论是在知识方法层面，还是在制度安排以及物化成果的转化方面，追求创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表达都是城市创新的内在动因。城市文化的创新达成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需要建立在坚实的文化赋能基础之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历史的维度。

　　新时期的文化创新需要对传统文化资源中的优秀基因进行充分挖掘与利用，使其焕发新的生机。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来说，文化创新不是一味地为新而新，而是要在传承文化根脉的肌理上，实现新的生长。某种程度上，传承即是创新。

　　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在城市更新中，要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与善待老建筑。只有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才能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进而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二是现实的维度。

　　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按此理解，因为疫情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变，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整体态势必然会呈现很多新的变化。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将文化传承、成果创新与人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成为人们精神力量的同时不断激发个体参与现实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并将新的文化要素持续融入现实生活，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内容，使城市文化的特质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生活更加精彩。

　　未来的文化创新，可能会集中在以线上内容为核心的数字文旅产业、线上线下联动催生的产业优化升级以及各种类型实体文化媒介的产生等几个重要领域。只有与当下的时代和生活充分融合，文化创新才能繁荣发展。

　　三是空间的维度。

　　空间是现代城市的基本构成要素。从空间的角度谈文化创新，主要体现在各种新型文化空间的培育和打造上。城市规划师扬·盖尔认为，公共空间作为满足人们上学、上班、采购、散步、社交等活动需求的场所，不是“有了”就可以，而是要“有效”。要做到“有效”，就需要把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设计的尺度和中心。

　　城市空间的文化创新，一般有两种生产的路径：一种是基于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及文化发展的前瞻性预测，在多业态融合的背景下打造以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为引领的公共文化空间；另一种是在旧城街区更新过程中，打造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融合共生的综合性公共空间。

　　这两种类型的城市空间，既是以文化为灵魂的创新成果，又是推动文化创新不断涌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不能仅仅对标纽约伦敦，而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旨归

　　城市的韧性发展最终是为了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看上去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终极目标，却是城市得以长期存续的根本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成为城市主政者与建设者的共同诉求。

　　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城市的发展往往会偏离这一最终目标，短期的政绩需求和形象工程成为高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此逻辑下，人的诉求经常被随意忽略甚至刻意抹杀。对城市物质层面或设施层面的现代化追求，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

　　我们常说“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观应该是一个基本出发点。过去，有些人喜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确，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论和重要研究成果值得尊敬和运用，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的丰富实践和生动创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是西方理论能够完全描述并解释清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更积极地投身现实生活，用我们的沉思、眼光和学术智慧，梳理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

　　坦率地讲，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论讲求的是多样性、异质性，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是更根本的理念。我们不能仅仅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指标体系，而更需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旨归。

　　此次疫情防控中，尊老爱幼、睦邻友好、敬重生命等中华文明理念发挥了很大作用，体现出强大的文化韧性和中国智慧，极大地增加了文化自信。这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公共文化中如何更好体现东方文明和中国智慧，并进一步有效下沉社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文化治理。

　　城市要韧性发展，文化创新不仅必须，而且应该是一种自觉。文化创新为城市韧性发展提供基础的、根本的内在动力，润物无声却静水流深、影响至远。新形势下，也只有通过蓄储大众点滴智慧，形成磅礴力量的文化创新，才能引领化危为机、稳中求进，从而把文化领域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恢复甚至超过原有的水平。

　　由此观之，“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理解好、贯彻好这一理念，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尊重并激活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让每个人自觉成为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活跃因子。

　　回顾历史，人类是在与各种疾病、灾难搏斗中不断前进的。在这一过程中，或许有迷茫、有消沉，但更多的是奋起，是在砥砺中不断前行。

　　此次疫情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挑战，但也催生了新的发现、新的思考。城市是贮存、流传和创新文化的容器，用文化创新来开启有韧性的生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应该是值得期待、值得努力的。

　　（作者：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任《申江服务导报》主编、《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出版《愚园路》《流言研究》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