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旭红院士在2020上海书展的演讲
作者：钱旭红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曾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化学部咨询委员、亚太化工联盟主席、德国洪堡基金会学术大使，兼任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今年是颇为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了直接冲击和深远影响。过去，有人说“我们的灵魂赶不上我们的脚步”；今年，我们的脚步被迫停了下来，于是对历史、对科技、对人文、对未来的思考就相对加速了。
从一定程度上说，历史主要是由帝王史、朝代史等书写的，但这并不能替代文明史。真正的文明史应该是由人类所公认的、可靠的思维工具来提供。这个思维工具就是科技人文。
科技人文能够把我们从单一思维的陷阱中带出来，获取自由超限的思维，继而走向幸福和智慧。
现在遇到很多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按照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基本上就会停在“牛顿时代”；另一类是，完全否定自己，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基础，抑或只知肯定自己，无视世界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如此，就会常常看到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互为极端的表现。
回顾人类整个发展史可以发现，流传至今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非常重视改变思维。有人发现，200年来美国社会的发展与很多“文明国家”的发展，呈现出非常类似的特性。尽管它们的社会和产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但都服从同一个规律以及背后的科学人文力量。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大背景。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要看到，在巨变之后，人类文明的新曙光正划破夜空，显露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知识是思维和精神的载体，思维和精神是知识的骨架
在伦敦西敏寺大教堂，一座无字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撬动世界的不是他人，而是自己的内心。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玻尔进一步直言，世界上所有问题都是思维问题。
对人而言，思维是第一原理。我们的言谈举止、幸福与感悟，和我们的思维有很大关系。过去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困境中走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拥有思维自由。
在我们身边，很多人希望去改变社会、改变他人，但很少会想到改变自己。其实，只有改变自己、改变思维，才能真正地走向幸福、走向成功。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思维与知识有什么区别？
培根有一句名言，叫“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越多，力量真的就越大吗？我看未必。已有的科学实验证明了我的判断。互联网络里有大量的知识，但许多知识是无效的，甚至可以说是垃圾知识，可以把一个人给淹没掉。
知识多有知识多的好处和坏处，知识少也有知识少的好处和坏处，关键看你是否掌握它的真谛、掌握它的思维。如果仅仅关注知识点，你的知识就像一座座的孤岛；如果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可以进入思维和精神的世界。
知识是思维和精神的载体，思维和精神则是知识的骨架。知识训练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知识的传播应该带来思维的训练和精神的升华。否则，知识学得再多，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累赘。
2012年，英国女王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我在答谢致辞中提到“super-thinking”（超越性思维）。它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思维，也不仅是单一的思维方式，而是包含多种思维方式，具有超越性。
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教育，包括社会上的很多人，基本上只有一种思维方式，难以形成思维间的跨越。以前我们对改变思维的理解，也更多是在强调不断超越以往的思维，总以为新的就一定是好的。
单一思维具有垄断性，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思维方法的正确性。但是，倘若把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无限扩张乃至形成垄断后，就会阻滞、消灭其他思维方式。当新的问题产生时，我们极有可能无法作出及时、有效的应对。
就此而言，改变思维不是指一种思维向另一种思维的转变，而是强调在多种思维中的转换选择。
不仅关心系统和全局，也要了解某片树叶的脉络走向
改变思维还面临一个“古今中西”的问题。我们既要返回到过去，看看文明的起源、科学的起源，也要前瞻未来，看看将来的社会，最后明确过去有哪些丢失了，今后还能创造哪些新的。
有哲学界人士提出，中国人更偏向于辩证思维，形式逻辑思维相对较少。这其实只是近一千年、近几百年才有的思维倾向。但撇开一些偏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主要用在炼丹上，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种观点认为，强在辩证逻辑、弱在形式逻辑的特性，让我们很少有归纳，更缺乏演绎。而在自然界，形式逻辑占了99%，因为它主要指渐变过程；辩证逻辑适用的范围不到1%，主要针对突变过程。
是不是我们天生缺乏形式逻辑呢？错！中国人最早拥有自己的形式逻辑，但过早地丢掉了。比如，现代科学的发展基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逻辑，二是实验。墨子的逻辑早于古希腊，相关实验也早于古阿拉伯，但儒家著名人物给他起了外号，叫“墨守成规”。
过早失去形式逻辑难免留下弱点，如忽视过程、忽视原理、忽视结构、忽视程序。由此，也就衍生出类似“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落实，拍屁股走人”等现象。
说到形式逻辑，还请记住一个人，那就是徐光启。他翻译了平面几何，试图教大家掌握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告诉你，这世界上做所有的事都要遵循从公理到定理再到推论的执行逻辑，时空是不可以颠倒的。也就是说，要先看树干，再看树枝，最后看树叶；讨论、决定问题时，要先议定原则，再议定细则，后议定个例。
总的来看，来自希腊和中国的两种思维方式各具有特点。中国讲转化，希腊讲分合。分合和转化有多大区别？在西方的一些地方，切水果的刀是不可以裁纸的，也是不可以切黄油的。后来为了方便，就出现了把所有功能集成在一起的“瑞士军刀”。而我们中国人大体是“万能钥匙”“万能刀”思维，只要一把刀、一把钥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二者分别代表了分合的思维与转化的思维。
这两种思维不能说哪个更重要、哪个更好，而是各具特点。今天，我们有能力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即把两种思维方式集成到一起，不仅关心系统和全局，也要关心关键的节点；不仅要了解整个森林的模样，也应了解某片树叶的脉络走向。
量子理论不仅是成功的科学理论，也是更新的世界观
改变思维需要回归本源、走到前沿。我个人观点，能回归本源的思维、能走向前沿的思维就是老子学说和量子思维。二者的兼容、互通，体现出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
所谓量子思维，就是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它强调，所有的观察结果和观察者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能绝对地、分割地看一个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说，世界和你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你看见它的那个瞬间，本真的世界或者原始的光量子因你而“坍缩”，从而成为你能看见的那个当前景象。
过去100年，量子颠覆了自然科学技术；未来100年，量子可能颠覆人文社会科学。这是突破的前夜。
量子力学集中体现在波粒二象性——光既是波，也是粒子。仅仅这么说，可能还不够。更完整的说法是“量子三句”：光是波，也是粒子；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光只是光量子。这跟禅师青原惟信的“禅修三句”有点类似：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也许有人会觉得，量子有点玄。应当承认，量子理论出现至今只有100多年，而我们已经习惯了牛顿描述的一个肉眼观察、惯性思维的世界。
牛顿经典力学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就像机器，部分之和等于整体；而量子思维描述的是一个非直觉的、非惯性的思维世界，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牛顿经典力学强调，这是一个被动的世界；量子理论却说，这是一个参与的世界。在牛顿看来，世界有你没你一个样；而从量子的角度来看，世界因你而不同，因为有你的世界、没你的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量子理论不仅是成功的科学理论，也是更新的世界观。量子思维最大的特点是“测不准、叠加、纠缠”。这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点像，观感和体验因事、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老子学说强调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相当程度的“测不准”。
此外，“量子三句”重视“三”，老子也重视“三”。老子讲“三生万物”，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注意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创造性。当你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进行分析，或者讲话，找三个不同的切入点、支点，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整体。
提高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
康德说过一句话：理性就是把世界对象化，但它忘了我们恰恰身在其中，根本无法真正对象化，因此理性本身就存在缺陷。要正确认知世界，就得由感性、理性走向智慧。
对中国而言，我们要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先进的知识体系。所谓先进，强调的是立足前沿并掌握现代的理论和方法；基于此，再回头检视过往，重拾被丢掉的，从而继续向前走。
具体来看，要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立足前沿。学术研究必须有前沿意识，不能简单跟踪。
二是聚焦重大。对社会正发生的重大事件，要保持高度敏感。
三是有所坚持。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文艺复兴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保守，就像生物蛋白和基因进化有微量而重要的“保守区域”一样，有时要守住最重要的东西。
四是拒绝平庸。学术研究、科技创新最怕走向平庸化。所谓平庸化，是既不前沿，也不聚焦重大，又没有做到坚持。
在知识体系的打造与更新中，大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所好的大学应当面向人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担负起文明和民族的责任，重视培养独立的精神、自由的人格、创造创新的活力，努力成为新学术、新科技、新人才的策源地。
这都要以思维能力的培养、提升为前提。其中，老子学说和量子思维可谓思维训练的“众妙之门”。经验显示，思维训练比知识传授更有难度，却也更有益处，常常为科学中的人文、人文中的科学。
新时代的大学教育，需要改变唯单纯知识点传授的教学、改革唯单一学科点的研究，积极探索新的育人和研究模式，切实提高教师、学生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如果有来世，“我愿出生在中华”。在他看来，只有中华民族的儒释道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而西方发展出来的技术主义、工业主义都是用暴力来惩罚他人，无法用感情的纽带把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几百年前，我们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领者；未来，只要我们敢于批判和创造，仍然可以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