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新基建”地基，促进新业态发展

——石建勋教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石建勋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财经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基建”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简称。一般认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等。

　　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设内涵新。“老基建”特指机场、铁路、公路、供水、供电等传统公共服务设施。它们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刺激作用明显，但投资回报相对慢一些。“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和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

　　二是投资方式新。“新基建”涉及的领域技术性、专业性强，需要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引导“专业人做专业事”。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投资主体更加市场化，像华为、阿里、腾讯等企业是“新基建”的深度参与者。与之相匹配，社会资金的比例也会更高，要更加注重投融资机制创新。

　　三是发展内涵新。经过多年发展，传统基建的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新基建”以技术创新为底色，既可短期创造就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带动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

　　■不少人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新基建”将逐步代替“老基建”。其实，“新基建”和“老基建”不是相互代替的关系，更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和支撑的

　　■“新基建”的发展不能简单地走“老基建”之路。要避免一哄而上，考虑市场需求和区域发展实际；要根据财力和债务情况循序渐进推进，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债风险

　　既要“老基建”托底复苏，也需“新基建”注入新动能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可以说，“新基建”在一两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这一概念在今年正式步入“快车道”。

　　粗略作一个统计，从今年2月3日到3月4日，短短30天，仅中央层面就至少5次部署了与“新基建”相关的任务，平均不到一周就有一次。这是为什么呢？

　　从战略角度来看，国家将科技创新要素为主的信息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具有鲜明的导向和指向，是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具体部署，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殷切期待。

　　科技强国必须要有“撒手锏”。新形势下，不少领域将出现“国之重器”，科技创新不断步入“深水区”，这对创新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基建”的三个方面内容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可以承担基础和引导的特殊使命。

　　从现实情况来看，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应对疫情的冲击，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方面，以“铁公机”为主的传统基建要继续发力；另一方面，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新基建”要承担更大的新使命。二者的有机结合，将激发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新基建”是经济发展中的活跃因素，是具有生产力要素优化和潜力提升的新引擎，有望创造大量新的市场需求和新的岗位。就投资而言，“新基建”比“老基建”有更大的成长空间、更多的机会。

　　以5G行业为例，中国5G产业每投入1个单位，将带动6个单位的经济产出。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5G还是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设施，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而且在稳投资、促消费、助升级等方面潜力巨大。

　　更关键的是，“新基建”是面向未来、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必将促进和加快“数字中国”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正进化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阶段。在此过程中，“新基建”可以发挥基础保障作用。

　　“新基建”不仅能在短期内助力“六稳”和“六保”，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它决定了中国在新一拨全球技术红利格局中，能否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人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新基建”将逐步代替“老基建”。其实，“新基建”和“老基建”不是相互代替的关系，更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和支撑的。

　　从国家基建大局来看，既需要“老基建”的托底复苏，也需要以“新基建”为主要推手，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政策层面将通过“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的双轮驱动，助力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

　　从建设项目的具体需求来看，“老基建”需要“新基建”为其注入新内涵、新活力和新应用场景，“新基建”则需要“老基建”的基础设施、工程队伍的有力支撑和广泛参与。

　　“硬设施”携手“软平台”，降低创新创业门槛和难度

　　“新基建”的火起来，与此次疫情的暴发有一定关系。

　　应该看到，此次疫情给社会运转和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小影响，但也孕育了新的机遇。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带货、云游戏、云试衣等需求和创新层出不穷，云服务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互联网产业涌现众多“新常态”，让人们看到云计算和AR、VR等技术正在赋予各类终端更强大的生命力。

　　此次疫情催化的“新常态”需求，让不少互联网产品用户量激增、渗透率提升。这种习惯的养成往往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有助于促进相关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长期来看，相关产业正在由流量驱动升级为技术驱动。由此，加大“新基建”投入、拥抱“新基建”红利，可谓势在必行。

　　华为、阿里和腾讯等互联网前沿科技企业，是“新基建”的重要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新经济的引领者。

　　一方面，前沿科技企业掌握了建设“新基建”设施的关键技术、产品和平台；另一方面，前沿科技企业也是“新基建”的主要用户，更加了解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也有能力将“新基建”的应用场景和需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通过迭代方式提升“新基建”的能力，拓展应用场景和覆盖人群。

　　可以预见，智能制造、物联网、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等的更多应用，将带动云消费、云办公、云会议和在线娱乐的发展。借助“新基建”的新动能，前沿科技企业将会在满足人民对数字生活的美好需求中迎来新一轮发展。

　　“新基建”也给广大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带来商机。实践证明，“新基建”可以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技术难度，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大量的创新和就业机会。

　　“新基建”可以提供和拓展十分重要的“软平台”应用场景。目前，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直播卖货、快递物流等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起来的新业态，已经成为与“硬设施” 相伴共生的“软平台”，共同支撑着新经济的蓬勃发展。

　　“新基建”需要用到的大量基础元器件，也需要中小企业积极提供配套。更重要的是，“硬设施”和“软平台”在进一步降低商业成本的同时，为中小企业寻找新的商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对传统制造业来说，“新基建”既是挑战，也是发展机遇。它有助于加快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传统制造业的“场景革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是制造技术升级、新型业务拓展的关键驱动力。

　　借助“新基建”，制造企业还可以充分释放产业互联网的连接、融合、共享价值，在推进企业转型的同时助力行业转型。

　　同时，制造业企业通过工业全要素、全价值链和全产业链的连接、解耦和重构，可以实现对企业成本、质量、效益的优化与新技术、新产品、商业新模式的培育，从而进一步提高精细化运营、精益化管理水平，做好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的远期布局，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相互促进。

　　避免撒胡椒面式平均用力，聚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新基建”总体上是一个新事物，在推进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弱项和短板。

　　目前，中国在网络建设方面全球领先，包括宽带基础和5G发展。但是，在数据中心建设、AI人才储备、开源社区等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特别是，人工智能产业链条初步形成，底层算法、开源框架的基础较为薄弱；作为传统制造业转型的铺路石，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所需的智能装备、高端工业软件大多数依赖进口；有较强的数据中心部署能力，但“缺芯少魂”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随时可能面临被“卡脖子”的危险；手机和计算机终端的核心元器件、操作程序都依赖于国外。

　　同时，重大技术原创性不足，标准制定话语权不够，研发应用与市场脱节等技术创新瓶颈也一一暴露出来。在移动互联网领域，还存在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的倾向，导致技术创新后劲不足。

　　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挑战，切不可把“新基建”依然建在依赖国外技术基础的沙滩上。为此，在发展“新基建”的过程中，必须避免撒胡椒面式平均用力、四处散花，而应集全国之力，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只有筑牢地基，“新基建”才能更好地释放创新红利，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在前沿技术领域以及核心芯片、核心基础软件等具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新基建” 才能行稳致远，进而发挥更大效能。这是保持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并向产业链条高端攀升的必由之路。

　　在规划、建设、应用“新基建”的同时，不能放松对软硬件、底层平台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要从政策导向上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重点培育拥有“创造改变世界场景”能力的高成长性潜力企业。通过联合创新、外部资源对接等方式，帮助企业加速技术和模式的创新，加快突破最底层的基础技术、核心技术。

　　要以价值重构为主线，坚持技术支撑和业务落地双轮驱动，实现技术和业务双向迭代。同时，要有意识地抓好“新基建”人才的培养工作，进一步吸引全球创新人才积聚，实现人才集聚的“洼地效应”，使产业和人才形成互动，不断提升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发力“新基建”，还要更加注重探索投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规划“新基建”项目时，要尊重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鼓励不同主体灵活性地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探索团队融合、产品融合、文化融合。

　　但也要注意，“新基建”的发展不能简单地走“老基建”之路。要避免一哄而上，考虑市场需求和区域发展实际；要根据财力和债务情况循序渐进推进，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债风险。

　　正如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淘宝、京东等主导的电商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微信、滴滴等主导的社交和共享经济时代，4G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移动经济”蓬勃发展，“新基建”也有望带来网络效应的指数型增长以及大量高成长性的新业态。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全面在线”时代正在加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