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利益攸关方较量和制宪会议辩争，美国宪法最终认可和维护市场的核心地位，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分工合作关系：“市场之手”是经济活动的“工作之手”，“政府之手”的功能是规制和维护“市场之手”
　　■资本市场是聚财之道，也是散财之道；既交易财富所有权，也贷出财富使用权。投资银行一手将企业股权化为证券，集聚财富参与生产增值；一手将剩余资本放作信贷，拉动内需反哺生产，构成大循环
　　■即便在“完全市场经济”中，高效善治的“政府之手”也是市场健康有序、繁荣发达的必要保障。强盛的经济必定两手都强；简政放权既是为“市场之手”留空间，更是为了提高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服务能力

　　思想者小传

　　杨会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科研处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辑部主任、创新工程执行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任美国俄亥俄州凯特琳基金会国际研究员、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商务处外交官。著有《列国志·美国》《一口气读完美国史》《美国交通经济史》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下的一个热词。讨论这个问题，有多个视角。其中，要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清楚认识和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对企业等市场主体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集中于微观的具体经济活动；而对政府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做制度环境的建设，目的是让市场更有效，企业更有活力。在这方面，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美国政府的经济治理经验，能够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回顾美国历史，可以发现其对经济的供给侧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梯度：确立市场经济地位、培育资本市场和救济市场失灵。

　　美国如何确立市场经济地位

　　市场经济地位，指的是市场机制在一国经济中所处的地位。美国政府是如何确立市场经济地位的？这可以从历史实践、法律规定和市场实例三个角度来考察：一看美国的市场渊源，二看美国宪法对市场地位的规定，三看美国土地市场的建立。
　　（一）美国的市场渊源。与欧洲近代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不同，美国早在北美13州的奠基时代就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商业社会。历史证明，商业是美国与生俱来的基因，美国发轫于市场行为。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一个开发商——英国弗吉尼亚公司，就是一家由伦敦商人组建的股份制商业特许公司。1606年，这家公司在北美洲开辟了英属第一个殖民点——詹姆斯敦，由其运来的144名移民实际上是契约劳工，必须为公司无偿工作7年，开辟的定居点也归公司所有。签署《五月花号公约》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就属于弗吉尼亚公司。
　　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开发商马萨诸塞海湾公司，也是一家由英国商人组建的股份制商贸公司。其他殖民地的来历也大同小异，领主多是英王特许的海外殖民地开发商。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说，这些北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商都直接或间接得到英国王权的背书。
　　（二）美国宪法定鼎市场地位。进入建国年代，市场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则直接植根于美国宪法的文本规定。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份宪法脱胎于《五月花号公约》，以及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等老殖民州的“基本法”，吸纳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果，继承和发扬了近代资产阶级经典作家洛克的自然法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治精神等进步思想。
　　这些法约文本、政治成果和思想资源的精髓，是对个人初始意志的尊重和对个人缔约自由的承认。个人初始意志和个人缔约自由，是市场得以成立和持续运作的核心要素和根本命脉。没有个人初始意志，就没有市场交易的主体；没有个人缔约自由，就没有市场交易的发生和完成。这一思想逻辑在美国宪法中转换为经济观念，形成关于美国市场地位的宪法规定。
　　经过利益攸关方的实力较量和制宪会议的法理辩争，美国宪法最终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认可和维护了市场在美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明确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市场之手”是经济活动的“工作之手”，“政府之手”的功能是规制和维护“市场之手”。
　　（三）美国土地市场的建立。在具体领域，“政府之手”影响最深广的一个例证是美国土地市场的建立。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三款明示：“国会有权处置属于合众国之土地及其他财产，并制定一切必要的法规和条例。”这为废除英国传统上的封建土地所有权证、将美国所属土地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提供了宪法依据，为土地进入商业市场、加快流转利用敞开了制度之门。
　　1787年《西北法令》确定了公共土地国有化及有价出售的原则，为土地自由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法律框架，为美国西部大开发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制度基础。此后，美国政府又颁布一系列法律，将土地市场一路推广到最偏远的地区，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供应。

　　美国金融信用体系如何逆袭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主要依赖投资驱动而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批评者常以美国经济为例，引证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殊不知因果倒置，看到的不过是水中的倒影。
　　事实上，美国经济自其建国以来，也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增长。如果说商品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前台和表层，资本市场则是经济活动的后台和深层。在美国经济的后台和深层——投资领域，也始终活跃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紧密互动。通过调动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运筹大项目、引领产业发展、支持科技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起初是美国财政部，而后是投资银行主导的资本市场。
　　在这方面，同样可以从历史实践、法律规定和市场实例三个角度来考察：一看美国国债市场的建立，二看美国法律对投资的支持，三看投资银行对美国经济的推动。
　　（一）美国国债市场的建立。美国国债市场由联邦政府在建国之初培育，意在解决联邦政府的财政危机，进而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无权征税，向各州摊派经费又难以兑现，发行纸币和国债成为支付军费的唯一财政手段。但是，没有财政担保的纸币和债券难免贬值。1775年大陆会议发行600万美元大陆券，次年发行1900万美元，仅一年后实际价值就贬到面值的1/3。到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时，国债已贬值到面值的2%。
　　纸币和国债的极度贬值使公共信用尽失，继续印钞发债已不可能。随着和平的到来，向各州摊派更加困难。到1789年，政府财政已陷入绝境，流通货币极度匮乏，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789年9月，“美国金融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临危受命，出任联邦政府首任财政部长，提出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法案。在1790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公共信用的第一份报告》中，汉密尔顿建议联邦政府统一承担、按照票面价值加6%的利息偿还所有州的外债。在此基础上，发行新债来恢复美国的公共信用，进而构建国债市场和货币金融体系。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而动员和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就是金融信用体系。一个国家拥有良好的金融信用，就能够动员全球的资金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汉密尔顿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质，历史很快就验证了他的高瞻远瞩。
　　从经济功能上看，美国国债市场的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枢和基石。二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工具。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加息、减息、量化宽松），主要以国债市场操作来完成。三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标尺。美国国债市场全球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是全球大型投资者看重的投资场所，尤其是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投资选择。美国国债市场的价格走势时刻牵动着世界资产价格，由此形成全球金融市场的“金字塔式”定价体系。
　　（二）美国法律对投资的支持。美国法律对投资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界定产权、支持市场主体和破除投资障碍三个方面：一是制定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财产法和合同法，二是对企业组织形式的保护，三是联邦制对全国统一市场的保障。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财产法对投资活动的贡献在于提供市场交易中的产权保障，为财产契据、产权记录、债权信托合同、设备信托收据、仓单、放贷、预付资金和担保等商业文件提供合法依据，是投资市场健康运行的法律基础。合同法通过保障投资和交易关系、建立标准化的交易模式来促进市场的发展。
　　1820年以后，美国各州政府开始抛弃吝啬为企业提供注册证书的旧传统，逐渐为企业提供公司组织形式，公司创办者可以自行选择企业章程条款。新的公司法给予企业管理者更大的自由决策权，为企业筹措社会资金、开展投资和市场活动提供了更广泛的法律支持。公司设立的便利化极大促进了私营市场的数量、活力和多样性增长，以及市场地理范围的扩大，推动了更多大型企业的产生。
　　（三）投资银行对美国经济的推动。经济活动是生产与消费的循环，消费的主体是大众，生产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背后的推手是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把企业的所有权和收益权打包拆分为可以上市交易的证券，发售给大众投资人，协助企业直接从社会上筹措生产资金，用于生产和经营，这就是近现代的资本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的主持者、经纪机构就是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有“资本市场的心脏”之誉，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散布在社会中的财富不等于资本，只有进入生产领域的财富才是生产要素性质的资本。投资银行就是把社会财富转化为工商业资本的市场渠道。一个社会的资本形成率高低、企业直接融资的难易，往往与投资银行业高度相关。
　　美国投资银行的起步，直接得益于建国初期的财政政策。1790年国债法和1791年第一合众国银行的创立，催生了美国最早的证券市场，当时的主要交易品种是国债和第一银行的股票。1792年5月，24名华尔街经纪人达成“梧桐树协议”，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创始标志。通过国债，社会资金与政府需要实现有效衔接；　通过第一银行的股票，工商企业走进了筹措社会资金的资本市场。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为工业化大国，铁路公司、公用事业公司等全国性大型企业纷纷兴起，它们对长期资本的巨大需求带动投资银行快速发展。投资银行不再满足于证券经纪业务，开始在企业并购浪潮中充当财务顾问，直接参与投资分析、证券设计、发行、承销、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导致了大规模直接融资制度的飞跃，甚至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产生影响。
　　美国“后工业社会理论”创立者丹尼尔·贝尔认为，投资银行的崛起促成了美国“家族资本主义的解体”。“正是这些投资银行家的介入，割裂了原有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根本。他们安置专业经理人管理企业，这些经理人不能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并且要对外部控制者负责。就这样，投资银行家帮助企业实现了财产与家族的彻底分离。”
　　投资银行不仅影响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生态，为社会资金开辟进入投资领域的广阔渠道，也为大众消费结构的改变和“消费社会”的来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用支持。1913年，通用汽车公司成立提供购车贷款的金融公司，首开分期付款的先河。随后，其他耐用消费品生产商纷纷效法，“透支消费”拉动了内需，“先享受后付款”逐渐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美国家庭储蓄很少，却有很强的消费能力，秘密就在这种“卖方贷款”。从车贷到学贷、房贷，背后不仅有庞大的商业信用体系的支撑，也有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资本市场是聚财之道，也是散财之道；既交易财富的所有权，也贷出财富的使用权。投资银行一手将企业股权变化为证券卖给大众，集聚社会财富参与生产增值，一手将剩余资本放作大众消费信贷，拉动内需反哺生产。一边聚沙成塔，一边化整为零，运转市场机制推动社会财富双向流动，构成生产与消费的大循环。理论上，投资银行就不只是经济增长的资本引擎，还成为驱动剩余资本复归生产与消费循环的市场渠道。

　　“美国经验”带来三点启示

　　美国经济的历史实践证实，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市场并非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控制机制，会产生外部效应或者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之处，常常就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
　　市场失灵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导向限于商业视野，往往忽视交易之外的社会成本。在联系紧密的现代社会中，只关注经济运行的市场不具备社会合理性。因此，从19世纪中期起，美国法律开始对食品加工和销售施加公共卫生方面的限制条件，公共政策开始要求工商企业承担一些必要的社会成本，如减少工业废物污染的费用、降低有害和危险物质运输风险的费用、保障劳动力安全和健康的费用等。
　　二是货币化测算法的误导效应。市场以货币为单位来界定和衡量经济价值和GDP产值，将外部的、环境的和生物的非市场因素排除在外，忽视了货币无法衡量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诸多因素，如公共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安定等市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立法部门逐步授予政府职能部门行政立法权和行政裁决权，以便对交通、电力、通讯、食品和药品等关键货物和服务以及劳动条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进行行政救济、干预和调节。
　　三是自然垄断阻碍市场自由竞争，导致市场权力极度失衡及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反垄断措施，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罗斯福新政以来又动用政府税收和财政开支权，开展了公共福利项目、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
　　四是市场机制固有的商业周期具有毁灭性破坏力。为了防止市场自我毁灭，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政府开始逐渐加大对经济危机的干预、救济和抗周期管理。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已广为人知，无需赘述。
　　当然，中美国情大不相同，简单把“美国经验”搬过来也不可行。但就思路而言，有三点启示：
　　第一，供给侧建设或结构性改革，实质是一项融通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人文和环境等动态系统集成工程。市场经济地位不可能完全由市场面获得或确立，前置的法治基石和政府的主动建构是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即便在“完全市场经济”中，高效善治的“政府之手”也是市场健康有序、繁荣发达的必要保障。强盛的经济必定两手都强；简政放权既是为“市场之手”留空间，更是为了提高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服务能力。
　　第三，当前进行的“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市场失灵救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