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 阿来

陈辰：第一位分享嘉宾是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先生。他最近出版了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而由他担任编剧的《攀登者》这部电影，不久之后也将作为国庆献礼片隆重上映。

我很早就读过阿来先生的作品《尘埃落定》，那些朴实的文字蕴含着民间的力量，一直感染着我、打动着我。非常期待阿来先生的新电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来！（全场鼓掌）

在我老家那里，

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有了新式教育

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题目非常大，而我要说的事情非常小。

我自己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出生的，我的人生和这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出生在一个海拔3200米的地方，但大家可以看到，我本人的“海拔”并不够高。（全场笑）我们家的基因是高个子，我长成“低海拔”和当时的物质匮乏有关系，今天我们把它叫作“营养不良”。过了一些年，情况好转了。到了现在，物质很丰富，大家都横向生长了。所以你看，一个人的体格外貌和国运有很大的关系。

新中国走过的这70年里，有过物质匮乏的时期，也有今天这样物质丰富的时期。而在我老家那里，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有了新式教育。从我这一代开始，在我的老家出现了新式教育，有了学校，有了现代文明。我是那片地方最早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之一。

我是1967年上学的，接受了现代教育，让我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憧憬，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些不同于父辈的新的想象。但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去说，读书改变命运。可我们发现，这些读到初高中的城里学生都回到乡下来了，那我们这些孩子读书干什么？1976年，我初中毕业，自动中断了学业，回到乡下，这件事让我后来特别遗憾。

回到乡下不到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去参加了考试。那时候我特别想到最远的地方去。我想，学什么专业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学地质专业可以去新疆、大庆，找煤、找石油。于是我把全中国可以搜罗到的地质大学全都报了一遍，从第一志愿到第六志愿都是地质专业。招生办的人说，你不能这样填。果然，一所大学都没有录取我。我的理想没有实现。最后我被当地一所师范学校录取，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在我教书的那段时间里，书店里能买到的书越来越多，有中国古代的经典，也有欧美当代文学。是改革开放让我接触到了文学，我从这个时候开始阅读，开始思考。但那个时候没有想过，自己这一辈子会从事写作。

过了两年，1982年，正经上过大学的那批学生毕业了，分配到我们学校。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里，有了来自上海、广东、湖北的大学生。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管他们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是数学还是物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写作。

我问：你们想干什么？他们说，想当作家。那时候我当然已经知道作家是什么，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马克·吐温、惠特曼、托尔斯泰……作家们的名字在我心中就像天上的星辰。但我突然发现，身边有一群人，跟我一样上课、下课、吃饭、睡觉、备课，但他们居然想成为作家。（全场笑）

我和他们慢慢相处，一年后我也开始创作。结果，我成为这群人中第一个发表作品的。当时，我连怎么投稿也不知道，他们帮我寄过去，结果就发表了。（全场鼓掌）

对我来说，文学首先是提升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工具

有人问我，第一次发表挣了多少稿费？挣了50元。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4年，每月工资41.6元。写一首诗，花一个晚上，居然得到的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全场笑）

但是这个并不重要。真正让我对文学有充分的认识是我30岁那一年。孔子说，三十而立。我也受到他的影响。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岁就开始想：我这辈子干了什么？我将来可以干什么？

我30岁的时候，已经写了7年。这一年，有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的作品：一本诗集，一本小说集。出了几本书，挣了一点小钱，改善了生活以后，这时候我开始考虑：文学还有超越这些东西的意义吗？文学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时候，大部分人衡量一个作家，还是局限于“他得了什么奖”和“他挣了多少钱”。而我自己则找到了另一个答案：虽然我的作品也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但是对我来说，我受教育少，文学首先是提升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工具。我写一个个作品，不过是我教育自己的一个个阶段。

30岁之后的四年时间里，我没有写一个字。直到1994年，我开始动笔写《尘埃落定》。我为什么写《尘埃落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不了解地方史。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但是又缺乏历史。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小历史。我生在这个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村的历史；就好像上海人生在这条弄堂，但不一定知道这条弄堂的历史。写《尘埃落定》，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研究当地的历史。而且，当地文化档案不发达，喇嘛、佛教徒等记载的和地方史没有太多关系，老百姓的记忆大多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获得的，每一个口传者都对故事进行了加工，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我们的地方史是怎样的？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帮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只好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尘埃落定》就是解决我自己的疑惑的作品。

然后，我开始写《空山》。我们经历时代变迁，从过去走到今天，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老百姓用他们的生死与共和这个国家一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写了80多万字，写一个村落，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一直写到20世纪结束。在这个村落里，我们看到了新旧兴替，看到了新思想、新事物的出现之艰难，看到了物质文明的蓬勃兴起，也看到了物质文明蓬勃的同时，一些旧的文化开始消失，传统的文化当中开始生长出具有现代文明因素的新的历史。我的书聚焦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地震后的日夜，

我们能领悟到什么

刚刚主持人介绍了，我最近的一本书是关于地震的。汶川地震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1年。我刚好是10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开始动笔的。

汶川地震造成了大量的财产损失，尤其是人员伤亡巨大。地震刚发生时，我也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救援。那时候，我提醒自己，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就是一个志愿者，能帮多大忙，就帮多大忙。

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人不太会面对死亡。照理说，大面积的死亡，在世界文学史上，不管是战争还是灾难，都可以写出一种精神，但是我们写不出来。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死亡观。那么多的死亡，其实是对于生者的一种再教育，是一种精神，但我觉得我感受不到。

汶川地震发生的第7天，我在震中地区。那时候，解放军、消防官兵一直不停地在挖人，觉得地震下面还有生还希望的人。那天晚上大概10点钟，突然，整个工地上的灯都关了，各种机械突然都停了，很安静。山坡上只有一台挖掘机还在工作。四周除了这台挖掘机的声音外，很安静。

白天我们挖的时候，那些被困者、去世者的家属，都在旁边哭。中国人的哭，是那种哭天抢地的，哭晕过去，被抬去输液，有一点力气又回来，再次哭晕。这个时候，灯关了，哭的人也没有力气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回去了。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面对死亡，只有这种哭吗？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听到一点声音，来表达我们的悲痛、我们的哀伤，而不只是一味地哭。

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我有车载音响。我在自己的车上翻来翻去，翻到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我忍不住把音响打开一点点。美好的合唱声响起，我感觉灵魂被超度。再一看，夜空居然放晴了，一颗颗星星在天上。我想，如果有灵魂，就该是这些吧。如果死亡还有一种美丽，那就让我们怀着逝去的人的美好许愿吧。我忍不住又把音响开得大一点，后来发现几个村民站在我的车旁边。我担心他们要砸车窗，结果没有，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听完什么也不说，就走了，回去睡了。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想，为什么西方的艺术包括音乐、文学、电影，描写死亡时可以在哀悼之外有一种激励，让我们活着的人对生命的本质有些领悟？地震的刹那，把那么多房屋财产铲平，让所有人站在同一个起点，穷人、富人、高贵的人，都变得一样。我们能从中领悟到什么吗？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云中记》，我相信读到它的人，能够对生命的本质，那种更诗意、更神性的东西有所体悟。

刚才主持人也讲到《攀登者》。当时我刚写完地震的小说，上影集团找到我，让我写一部讲述中国珠峰攀登队员的小说。我作为编剧，提供了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演员的生动演绎。其实，这些人物的职业精神，还有所有的人命运当中的曲折起伏，都与国家的命运相关。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命运，他将来生命丰富的程度、事业发展的可能，都一定和我们国家将来的面貌密切相关。谢谢！（全场鼓掌）

陈辰：谢谢阿来老师！非常生动的故事和细节。其实新中国70年的恢宏史诗，是由一个个的个人故事、个人命运组成的。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阿来老师笔下的人物故事，今天我们听到了他自己成长的故事，也给我带来很多反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阿来老师这样，不断地去反思自己职业的价值，不断去提炼自己生命的价值，找到其中的一点，哪怕是在寂静夜空当中的一首《安魂曲》，也是对于我们的未来发展、未来成长的一个长久的指引。（全场鼓掌）

嘉宾小传

1959年，阿来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从童年开始，他就游走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之间。当过中小学教师、杂志编辑，最钟情的还是文学创作——尽管直到14岁，他才第一次遇见“文学”这个词。

《梭磨河》《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看见》《大地的阶梯》……一部部作品，不仅让他收获了大量读者，还被译为英、法、德、意、日、西、俄等二十余种语言出版，也让“阿来”这个名字先后刻在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各大奖项的奖杯上。

曾经徒步走遍故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阿来，在苦行僧式的漫游里启悟，在广泛而沉潜的阅读中汲取智慧和勇气，更不断书写着个人与家庭苦乐的因由、地域的开放与锁闭、信仰的正道与歧路，以及过往话语未曾予以足够关注的地方性历史叙事。

他说：“作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的生命价值作出精神资源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