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王蒙 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著有《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

中华文化有一个说法“道通为一”，出自《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費怪，道通为一。”莛是田间细小的草茎，楹是盖房的柱子，虽然二者大小差异很大，实际上却是相通而浑一的；“厉”长得很丑陋，西施却很美丽，但二者本质上也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世界各种事物表面上看着区别很大，但它们的根本性质、根本法则、根本特色是相通的。

这里，先提醒各位注意三个字：

第一个是“道”。“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以求的一个终极概念，是最高大上的概念，是决定一切的概念，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明“道”在价值上属于顶峰，而且还是规范和法则的最高概念。

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还是世界的本原，是无所不包容的。“天”可能是经过盘古之手才出现的，经过女娲修补后才完成的，但天道是先验的，无天之前就有天道。有了天道，才有了天；有了一，有了二与三，即有了“多”。

第二个字是“通”。中国人讲究打通，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关系，是因为你的认识水平、智慧水平不够。如果你的水准高，那么就把它打通了。“通”就是互文、互补、交流、互动、互相转化，当然也包含差异、矛盾、斗争。打通就是整合，就是成功，就是理顺，就是和谐与平衡，就是逐渐通向天下大同。

第三个字是“一”。中国人认为，世界上总有一个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关键。庄子称之为“道枢”，抓住它就无往而不胜。孟子说“天下定于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说得更详细，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不仅封侯封王的人得了“一”，可以为天下树立原则与标准，而且看到了“一”，也要看到“多”，要看到“一”与“多”的转换，进而“一通百通”。

传统上主要强调“文政合一”与“天人合一”

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如何体现“道通为一”的？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合一”。

第一个是文化与为政的统一，即“文政合一”。

“为”就是“行”，我们现在叫行政，古人叫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用行政来引领，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不去做坏事，但他们并不认为做坏事有什么可耻的。

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认识尚达不到自我反思的高度。因此，这样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道之以德”，即用道德来引导，让每个人都有道德涵养，再用礼来教化、整顿和规范。由此，民众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自我控制，自觉守规矩、走正道，达到更高的品性。

对于孔孟儒学来说，为政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某种意义上，他们在理论上的主张是文化立国。《论语》中有句名言“为政以德”，说的就是一切从德行出发，把为政和道德、文化、教化等统一起来。

另一个更重要的“合一”，就是“天人合一”。

天、地、人称之为三才，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人要按照地的情况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地法天”，地要根据天时、根据季节来生长万物，产生地貌的各种变化；“天法道”，天按照规律来变动；“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完全是现在说的自然、人文的意思，它更多是指一种状态，“道法自然”就是自然而然。

同时，号召用道德、仁爱、善良等来治理国家。孔子高度评价人的“孝悌”；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人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老子不喜欢孔子的一大堆关于美德的说法，但他对“善”也是肯定的。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没有亲疏的区别，但要求你善良，要有道德。所以，不管老子还是孔孟，他们都认为人是性善的。

为什么是性善呢？他们解释，这个善是天造成的。这样，就从人性、人心引来了“天性”“天心”和“天命”。在中国人心中，天这个字特别重要。第一，它是最大的存在，天道、天理、天良……有一大批用天作定语的词；第二，它是形而上的，是终极概念，是一个概念之神；第三，天是天生的、先验的、自然而来的表现，如天才。

对于天这个概念，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老庄则喜欢从哲学上予以总结。总的来说，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天即道，道是没有名称的，既是本体，又是方法；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既是起源，又是归宿；既至大，又至小、至微、至精；既是正面的，又是反面的。

所以，天的概念，既是哲学的概念，又是道德的概念，是通向信仰的准宗教概念。在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强调民心即天心。这种说法就起源于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

天、地、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现在大家觉得“天人合一”这个话非常好，但有人解释“天人合一”证明中国自古就爱护环境，就显得有点牵强了。“天人合一”最深刻之处在于天道、天理与人心、人性的合一。

儒、释、道合一塑造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

“道通为一”还表现为一些主要思想流派的相通，尤其是自从汉晋以来，民间提出来的儒、释、道三家的合一。

儒、道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性善”上、“仁慈”上。与孔子强调“仁”有所不同，老子强调的是“慈”，一曰俭，二曰勤，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爱民；“俭”就是爱惜民力；“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不敢创新，而指的是施政目标不要让老百姓“五迷三道”、摸不着底。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话，但孔子其实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论语》快要结束的时候，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说：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不就是舜吗？舜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端端正正坐在北面，向着太阳，各种事情就都有条理地展开。

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一切行为都符合公德、符合他人利益、符合社会利益，就像一个人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规，那他就根本不用考虑哪儿会有交警。

权力存在的最糟糕状态是什么呢？老子说“其次，侮之”，就是权力和被权力管制的人之间相互轻蔑。所以，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好了，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还有一句更深刻的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进一步强调，权力的意图应与人民的意图保持一致。

古代中国也有宗教摩擦和矛盾，但较少爆发所谓宗教战争。在民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种宗教和谐共处。比如，在陕西神木县二郎山的一些寺庙中，既供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也供奉孔子，还供有三清大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甚至连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也摆上了神坛。我在杭州见过一个家庙，里面不仅供奉上面这些神仙菩萨，而且连贾宝玉都供奉。为什么供奉贾宝玉？原来，贾宝玉是皇上封的文妙真人，也是半仙之体。

少林寺有“三教合一碑”，体现出嵩山佛、道、儒三教荟萃、共荣共生的繁荣。碑上说：“佛教见性”，你要学了佛，你的人性才纯洁、地道、实在；“道教保命”，你要学了道教，才能颐养天年，活得最好；“儒教明伦”，掌握儒学后才懂得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碑上最后说“纲常以正”，意思是指有了三教，一切就有了标准与规范。

中国的合一、统一、通为一，并不等于一切变成一样。所以，我们一面讲“通”，一面又要研究一下中华辩证思想。这个“辩证法”，欧洲有欧洲的系统，从希腊到黑格尔，但中国的辩证法更久远，而且不完全一样。

一个词是讲“相反相成”。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我们也都知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以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郭沫若代表作《凤凰涅槃》是五四时期诗坛的丰碑，里面有一句话：“啊，你一切的一；啊，你一的一切”。“一”是一个，“切”是很多部分。严格来说，这个话不是郭沫若发明的，而来源于《华严经》。佛教的说法，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在中国，孔孟、老庄早有类似看法，这就是辩证的“一”和“多”的关系。只有“一”才能安定，才能掌握大道；但“一”只有符合了“多”，才能变成真正的“一”。

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把儒、释、道、名、法、阴阳都混合起来，化为一体。我去美国的次数较多，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allmixed”，所有的都混合在一起。他们认为，中国的特点是混合。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天下大道是一，但人的考虑有100种；归宿是一，但道路途径有很多，关键是一而生多、多而归一。诸如混沌、混一、浑一、太一、归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说法，都在强调“道通为一”。

北魏时期由于佛教盛行，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到了唐代，这种主张为很多人所接受。合一混一的主张，一方面养成了学理上的马马虎虎、不求甚解甚至不讲求准确性、严谨性的毛病，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人的头脑，扩大了学派成员的选择空间，又弱化了不同学派乃至不同信仰、不同宗教间的价值争拗和文化冲突。

至于中国民间，类似三教合一的现象多有所见。从好的一面来看，中国人想办法把不同的道理、学派放在一起解释，不但是命运共同体，而且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由此，中华文化的大同观念、大同理想，确实称得上光辉夺目、天真可爱。

把对“道”的理解与对“法”的改善统一起来

还有一个属于“道通为一”的重要命题，那就是“知行合一”。孙中山先生继而阐发“知难行易”，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知行统一”。

为什么要知行合一？如果只是对行为进行纠正、惩罚，坏事自然会少很多，但小偷能抓得完吗？如果世道人心好了，根本就没人去偷东西了。所以，只要心好了，什么事都好办，这是王阳明主张的。

孙中山先生宣扬革命，号召人们改变思想、解放思想，所以说知难行易，难的是把沉淀几千年的不科学、不现代的思想改过来。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都说明了中国理论经世致用、注重世道人心的特点。此岸性、实践性、积极性，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性格。

要经世致用就必须大道至简。越是真理，就越不该高深化、复杂化。孟子认为，实行仁义其实很简单，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它并不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艰难，而像为长者折枝，只要把树枝撅下来就可以了。到王阳明那里，认为只要安了好心，就可以干好事。

再来看另一个问题，现代国家非常强调权力的合法性，权力要受法的制约，要依法行事，而古代中国更多强调权力的“合道性”。什么叫合道性？就是说君王、朝廷、邦国有章法、有理念、有是非、有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共享太平盛世。无道，则国无宁日、人心乖戾、民不聊生，即将大难临头。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也及，其愚不可及。”宁武子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一个大臣，他在君王圣明、国家治理有方的时候，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聪明；而在君王昏庸无道、国家混乱不堪的时候，就变“傻”了，就无所作为了。孔孟的另一个说法是“卷而怀之”，即只能收摊子避祸去了。

总的来看，中华文化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了，把天性、人性、为政、道德、信仰、终极追寻统一起来了。我们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一大关键是崇尚道德、崇尚性善。这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信仰。归根结底，说的还是“道通为一”。今天，我们讲国家治理，一定要将合道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对于“道”的理解以及对于“法”的优化、改善坚持结合起来。

有些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背景，就会得出一些偏离实际的判断。比如，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就比较低。他认为，孔子说的事情都是常识以内的东西，孔子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但黑格尔不知道，孔子根本不想当哲学家，而是要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圣贤。他要当王者师，因而必须把常识以内的事情看得很重，这也是化繁为简的思维方法。

伏尔泰就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像孔子这样能用人间最简单的事例来说明最深刻的道理，全世界只有一个。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伏尔泰就称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道理，但到孔子那儿就很简单地说得明明白白。

再如，20世纪以来，不少国家都施行改革开放。一些西方人士不看好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布热津斯基、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后者的一大理由就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特色中，有“道通为一”的活力、辩证、通达与调整、消化能力。

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绝非“不可说”。首先，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其次，我们要学会明辨，认识到传统文化中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最后，我们需要看到问题，对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

（文字整理：王珍 唐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