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教授在“东方学习读书会”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瞿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央组织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第四批）、上海市“曙光计划”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是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窗口，也是认识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历程的一个窗口。

当前，五四运动的研究有不同角度，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学界和民众的认知中，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也存在一些简单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一是过于注重一个学校（北京大学）和一本刊物（《新青年》）；二是笼统强调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特定认知，即用民主、科学、启蒙等几个关键词来涵盖五四运动；三是过于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两分法，或是把五四运动片面理解为“反传统运动”，或是不能够真正说清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一系列简单化阐释和认识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关乎价值选择与历史认识的基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这一重要讲话包含着真睿见、大深意。一些有关五四运动的言说和解释，背离了我们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如把民主简单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把启蒙片面化解读为英法美式启蒙；同时，又极少讨论五四运动如何继承、发扬中国的历史文化。

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这里，我的演讲将从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的交汇视角出发，重新认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北京上海交相辉映联动互补，成为五四运动的“双塔”

以往谈五四运动，大舞台上的主角人物不外乎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明星学校是北京大学等，显眼报刊则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晨报》……这些人物、学校和报刊若要抽取一个地域性共同特点，那就是“北京”。

确实，北京绝对是五四运动的中心，但上海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应忽视。就真正的历史过程而言，上海、北京实为五四运动之“双塔”，交相辉映，联动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之“塔”至少有两大特点：

第一，从各界存在的多样性和各界联动的配合度而言，上海更为丰富。

当时，北京以“学界”闻名。国立八校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全国国立大学的汇聚之地。这些学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掀起了五四运动的滔天巨浪。其中，北京大学借助历史传统、政府力量和知名教授加持，站立在五四运动的舞台中央。

但相比学界，北京在舆论发动方面就稍逊一筹，出版界更是力量不足。顾颉刚就坦言：“（上海）《时事新报》实在是现在南方最有力的一种报纸……北方的日报似乎没有这力量。”陈独秀进一步指出，“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但普通社会不能为后盾，“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反观上海，既有强大的舆论界，又存在有力量的出版界，还不乏以非国立学校为主流的学界。

从舆论界来看，自洋务运动开始，上海报刊发展源远流长。到五四运动时，不仅报刊数量大，而且忠实读者多。罗家伦在《新潮》上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批评的焦点均落在上海报刊尤其是《东方杂志》上。平心观之，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报刊的活跃与强大。

从出版界来看，当时全国最大的两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在上海，还有世界书局等二线中坚出版机构和林林总总的小型出版机构。

从学界来看，上海虽无“国立八校”，却有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学院等教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大同学院等私立大学，吴淞中国公学、中西女塾、澄衷中学、爱国女学、市北公学、民立中学、南洋路矿学校、育才公学等其他各类型学校。

第二，上海不仅有城市“本身”，而且有城市“周边”，更有广大的城市“辐射区”。

这个“周边”和“辐射区”的主体就是江南，令上海的舆论界有了听众和观众。当时，从苏州、无锡、常州到杭州、萧山、绍兴，民众统称各种报纸为“申报纸”，普遍认为上海大报上登载的消息是真的。

依托江南，也让上海的出版界有机会深入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一方面，在各个县城、市镇，若要买书、购报、觅刊，就得去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分号或中华书局开设的分号。另一方面，在一些更偏僻的地方，包括乡里农村，那里的烟纸店、酱盐店、豆豉店也经常会代卖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代订中华书局的杂志。

综合这两点，五四运动的上海之“塔”，值得全社会加以重视。这种重视的落实，不能仅仅停留在所谓“上海摩登”的层面。必须看到，海派文化不仅是摩登的、现代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中国的。海派文化的发展、丰富，与江南文化的互动、交流有着紧密联系。

将新物新事新知“化盐于水”，推动中西元素水乳交融

那么，五四运动视野中的江南，到底该如何讲述呢？要准确认识五四运动，需先勾勒出江南作为“所见之中国”的悠长故事。

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共同特点是地方大、人口多。大到什么程度？《春秋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从典籍出发，我们可知区分“亲见”“亲闻”和“传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每一个人都有立足于本乡本土的一个“所见之中国”，亦有一个逞其心胸之知的“所闻之中国”。

1840年开始，由于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在各方面发生了更大变化。但是，变化的程度、速率在中国各地并不一样。对于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和民众来说，一方面是进入一个半殖民地化的挣扎过程，另一方面却仍有一个贯通古今的“所见之中国”。

第一，自魏晋开始，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到明清时代，江南不仅成为经济龙头，而且逐步建立起了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建立在江南读书人优异的科举表现之上。在这一区域，不仅大量涌现出状元世家、进士之族，而且还有数量众多的举人、秀才。这是江南和中国其他区域相比一个极大的特色。同时，江南读书人在学术追求、生活方式和文化生产等方面也在精心经营。这种经营和坚持具有全国性示范效应。清朝前期，诸帝对江南文化的模仿以及对江南读书人既防备又艳羡的情结，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充分的文化自信落实在具体生活世界，就演化为江南的良好社会风气。例如，极其看重文教，注重家族与个体持续互哺，地方社会以读书人为主导，等等。这些风气影响深远、历久弥深，一直到清末民初都没有太大改变。在这些风气的熏染下，江南读书人虽然经历近代社会转型之痛，却依然“饱含民族生力”。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读书人放眼周遭，看到的是经济不振、文教凋敝和家族衰落。于是，要么同化为“刁绅劣衿”，要么拜倒在西方文明之下，丧失了文化自信。更严重的是，一些人不再相信中华民族本身的生力，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所闻之中国”。对于这个“中国”，他们的印象是愚、穷、弱、私；对于这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是旧调而非新曲、是桎梏而非动力、是包袱而非财富。

第三，在保有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江南读书人并不拒斥变革，也不抵制新潮。他们认为，这种变革应是一种“有我之变”，而不是“无我之变”；这种新潮应既有利于中国，又有益于世界。由此，江南读书人致力于将新物、新事、新知做到“化盐于水”，努力推动中西各种元素水乳交融。

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产物——白话文、标志性思潮之一——社会主义、科学载体之一——数理知识、科技的具象产物——声光化电等，都从清末开始就在江南地区生根、萌芽，成为五四运动得以展开的坚实基础和丰富背景。

此外，谈到五四运动，还必须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今天谈红色文化的发生和传播，往往会强调苏联、日本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经常是外部输入的考察有余，红色文化如何在中国落地的研究却不足。上海之“塔”与“江南”的联动，让我们可以从“输出—传播—落地—生根”的全程性视野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时期红色文化的形成与拓展。

就上海作为红色文化输出端来说，《民国日报》尤其是其《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尤其是其《学灯》副刊，再加上《星期评论》《学生杂志》《东方杂志》，这两报三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上海报刊刊载的文章中有众多红色文化内容，包括域外共产主义思想、域外社会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红色思想人物的生平介绍和思想评析，也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活动。

当时，上海的报刊拥有强大的商业性贸易网络，又有以铁路和水路为主要渠道的便利交通条件，还有从清末开始地方读书人读报、阅刊的习惯养成。因此，《民国日报·觉悟》和《时事新报·学灯》经常刊登江南读书人的来稿以及报纸编辑和读者的书信往还；《星期评论》在浙江一地的销量，甚至经常超过《新青年》；《学生杂志》更是江南地区学生乃至全国学生都要定期购阅的畅销杂志；《东方杂志》则是从清末至“五四”都屹立不倒的王牌杂志。

新青年联手“辛亥老革命”，助力红色文化在江南扎根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之“塔”输出的不仅是红色文化的内容，也输出了在江南传播红色文化的人才。这些传播红色文化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入城又回乡的“五四”青年。这些青年在上海求学时，五四运动让他们与时代变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他们在反帝爱国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他们参加了各种学校性、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他们赤手空拳建立平民夜校，摸索编写教材，学习如何唤醒民众；他们阅读来自北京、上海的报刊，想着这个世界为何会有人如此之苦，这个世界真不应该再有人受苦。

在五四运动的那几个月里，北京也不乏类似活动，不乏相同心境的青年。但继续往后看，分道扬镳就产生了。在北京，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纷纷游历欧美，通过海外飞鸿讨论读书人如何各自“分业”、如何读书救国等有些脱离实际的问题。而在上海，侯绍裘、高尔松、高尔柏等则纷纷踏上回乡之路。他们接上了中国的地气、思考着乡土中国的出路，并在自己的家乡大展身手。

另一种是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等“辛亥老革命”。这些辛亥革命志士的重要活动基地也在上海。1912年起，他们颇为失望地看到：皇帝打倒了，他和他的小朝廷却还在紫禁城里，享受着优待条件；革命成功了，总统却是袁世凯；紧接着是一次又一次复辟。

面对这一情形，他们有的人在上海办起了报纸，开始了新的“文学革命”“文字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征程；有的则回到了自己的江南老家，由本土本乡出发去完成那未竟的事业。

就这样，“入城又回乡”的“五四”新青年与失落又振作的“辛亥老革命”在江南大地上处处相遇。他们的相遇让红色文化在这块饱含中国历史文化的区域有了落地的可能性。加之学校、社团、报刊的三位一体，最终合力推进红色文化在江南大地上扎根。

其一，借助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办平民夜校的经验，在地方社会积极办校，进而打造革命基地。

例如，在松江，侯绍裘等人接办了本已穷途末路的景贤女校。在这个革命基地里，他们招收学生，充满热情地培养革命的即时力量和未来力量；编写讲义，把报刊中的革命内容转化为课堂上的讲授内容；宣传景贤女校的活动、章程和精神，借助《民国日报》等报刊，引发全国志士的共鸣与呼应；邀请上海名流如邵力子、茅盾、周建人等到景贤女校、醉白池等地发表演讲，讲国共合作、社会主义以及新文学。

其二，创建各种地方性社团。依托社团举办活动，寻觅革命中坚力量，并秘密发展党员。在互相砥砺、互相支持、互相学习的过程中，推动了党组织的扩展。

其三，创办各种地方性报刊。柳亚子回到家乡黎里后创办了《新黎里》，并带动一批以“新”为名的地方报纸产生，包括《新周庄》《新震泽》《新盛泽》《新平望》《新严墓》《新同里》等。一定程度上说，红色文化正是“新”报纸带来的“新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为了呼应俄国革命后的“世界大变局”，这些新型地方性报纸经常转载、改写、简编大报大刊上的文章，用短评、诗词、札记、五更调等通俗易懂的形式，浅明直白地向地方社会传播红色文化。同时，它们还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如列宁逝世、马克思诞辰、孙中山逝世等展开革命宣传，乃至举办游行活动和追悼活动，真正做到了纸上文字和实际行动间的结合，架起了“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进攻”的大炮。

1925年4月16日，柳亚子写下了这样一首热情讴歌马克思主义的诗：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

“五四”前后带来了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也出现了为各自之主义摇旗呐喊的读书人，为何仅隔数年柳亚子等江南读书人会“独拜”马克思？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资产阶级民主中，也不在英法美式启蒙中，更不在全盘西化中，而是在上海、江南和红色文化在这片古老土地上交汇的历史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的关键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