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历史的终结”开启新文明类型

——吴晓明教授在“复旦人文智慧课堂”2019新年论坛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哲学和比较哲学。著有《思入时代的深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科学与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等。

刚刚过去的2018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活动：一个是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另一个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两个纪念活动的交汇，意味着中国历史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是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说过，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比起英国的工业革命快了很多倍。这话不是乱说的，因为我特意去请教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告诉我事情确实如此。

4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记得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在新干线上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我当时就想，哪天到日本去，一定要去坐新干线。大概过了十多年，我到日本买了张车票坐新干线，但感觉一般，因为新干线也就200多公里时速，而且车身震动比较大。后来，我特意买了一张高铁车票到杭州。当时高铁时速开到350公里，又稳又快，确实令人感慨万千。这是个人的一些经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发展进步。

接下来，我愿意尝试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和大家进一步分享个人的观察和思考。

一个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正在缓慢、有力地生成

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可能对20世纪最后十几年仍然记忆犹新。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这个挫折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普遍认为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最终会被送进博物馆，《共产党宣言》的结论也将破灭。

颇能代表这种观点的是美国学者福山写的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我看来，这本书水平并不高，但影响很大。为什么大？因为他几乎说出了当时一些人心中的看法：在现代性当中，在资本主义的建制当中，世界历史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大体上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文化格局中已经最后完成了，不再可能有什么新的前景出现。福山的这本书主要引用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终结的一个说法，当然他实际上是通过法国的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来讨论此问题的。

然而，引发我关注的还有另一本书。几乎在福山出版这本书的同时，一位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激愤于当时一般意识形态的短视以及知识界的无头脑，写下了《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对马克思或左翼特别有兴趣的人，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太短视了，眼光如豆。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也许不再具有现实的、肉体的存在，但它依然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的永恒魔咒，现代世界的本质性当中必然包含着这一面。

德里达认为，不要看到没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就以为马克思主义不存在。而且，不要以为幽灵般的存在就是不存在或者是无关紧要的存在，其实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因为幽灵总要一个肉体。

说到幽灵这个词，我们马上会想到《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的同盟。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有没有什么现实的共产主义或者有肉体的共产主义？没有。但这个幽灵般的存在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为了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同盟。

德里达当时从哲学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特别批评了福山的那本著作，但也更广泛地批评了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基本氛围。当然，德里达没有看到，我们也不能要求他看到，因为我们自己也还没有清楚地看到，当时有一个具有肉体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正在缓慢而有力地生成。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走的道路，我们将它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三个叙事，标志中国进入历史新坐标

演讲一开始我提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的新坐标或者说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理解这个转折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有三个“意味着”。第一，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叙事。第二，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叙事。第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关于世界历史的叙事。这三个叙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性发展进入一个历史的新坐标。

这样一个历史新坐标究竟怎样描述才比较准确呢？简单来说，中华民族正在复兴的道路上，但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意味着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将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这种新的文明类型有两个基本的定向：一个定向来自于它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定向来自于独特的文化传统。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谈强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前面还有四个字——社会主义。至于文化传统，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讲到，西方人擅长下国际象棋，国际象棋的基本概念叫搏杀；中国人下围棋，围棋云遮雾罩，不下到最后，很难判出输赢。中国人擅长的这种方式，就是文化的性格或者说传统上的独特性。

记得习近平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讲新型大国关系，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我们中国人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可奥巴马一脸茫然，显然听不懂。不要说奥巴马，即便是基辛格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因为按照基辛格的观点，现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之上。按照这一框架，当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德国崛起破坏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平衡或均势，因此出现了争霸战争。

今天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而且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有力变换原有的均势。从西方一些人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战争，为了避免中国的“争霸”，就要遏制中国，这是合乎西方传统逻辑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无法理解什么是不争霸、什么是和平主义崛起。他们眼中的现代性国际关系只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以“丛林法则”来定向的所谓均势之上。

现代文明是地域性的，现代性不能无限制发展

为什么中国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时候会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一方面，现代性本身是历史的。

现代性、现代世界、现代文明本身，都是历史的，有自己的出生、成长，有它的鼎盛时期和文明贡献，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我们现在使用“现代”这个词，仿佛它一直跟着我们，其实不对。严格来说，应该叫欧洲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文明首先是地域性的，是欧洲的文明。

另一方面，现代性在特定的阶段具有绝对的权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由于资本来到世间，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要看到，这种从属关系是在特定阶段的，亦即历史的，并不是说向来如此并且永恒如此。

现代文明以前的文明，以西方为例，大家会想到罗马。坦率地讲，罗马文明的贡献，罗马对当时世界的掌控，超过今天的美国。当罗马文明逐渐衰老并且死亡的时候，是日耳曼人为欧洲重新注入了活力。

现在我们讲两句英语好像觉得很洋气，但现代英语其实并不怎么“高级”。现代英语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拉丁语。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拉丁语就会发现，它们大多是用来表示高等事物的。也就是说，在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当中，基本是没有谈论高等事物的词语。什么叫高等事物呢？哲学、神学、科学、医学、艺术，等等。

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讲，最为关键的是中华民族要完成现代化任务。但是，可以预计的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也会最先抵达现代性的历史限度。现代性是有限度的，不是说它可以无限制地发展。

作为一种历史的事物，当现代文明衰老的时候，可能的情形之一就是由一种新的文明来取而代之。我们现在还很难明确地规定它，但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说法之中显然包含这样的含义。

承担世界历史任务，需要整理好“外来的杂物”

那么，什么样的民族——黑格尔称其为“世界历史民族”——能够承担这样的世界历史任务呢？这里，我不想断言具体是哪个民族，但完成这个任务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

它应当是所谓“轴心期文明”。“轴心期文明”是指那些在距今2500年前就已确立自己的真正哲学，并把自己的哲学保存在经典当中的民族。2500年前是什么时代呢？在中国，是老子和孔子的时代；在印度，是奥义书和佛陀的时代；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的时代。所以，这四家就属于“轴心期文明”。由于后来西方不仅有希腊源头，还有希伯来的源头，所以就变成了三家，即中国、印度、西方。有些民族可能在特定历史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但并不属于“轴心期文明”，所以难以真正承担所谓世界历史任务。

它要能够很好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也就是说，它不能拒绝现代文明，而是能够积极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个文化结合的锻炼。

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和尼采都专门讨论过。黑格尔认为，古代希腊人既有他们的传统，也面对着伟大的更加强势的东方文化。正是由于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尼采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当时希腊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希腊人没有把他们的文化变成机械性文化或装饰性文化，因为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由此，希腊人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追随者。中国人在这方面也有过类似经历，较早的一次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今天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含着这种“文化结合的锻炼”，当然其内容和方式都有所不同。

它要充满活力。没有活力，再文明也没用。有了活力，有点毛病、犯点错误，还可以继续前进。什么叫有活力？在我看来，主要是三个标准：一是拼命地干活；二是在人口方面能够恰当保持数量；三是愿意学习。布热津斯基讲到北美的学生时说，他现在最担忧的是他们根本不愿意真正去学习，因为他们认为一切尤其是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

它要能为这个世界贡献出急需的东西。世界急需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特别有两点：宽容与和平主义。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说过：看来中国不仅承担着为半个世界，可能是为整个世界建立起和平前景的那样一种责任和义务。宽容与和平主义植根于中国哲学的本质之中，保存在历史经典及后来的解释中。正是这样的经典和解释，使得我们即便遇到各种艰难险阻、遇到很大挑战，也能够在传统的复活和重建之中找到应对的办法，进而开启超越现代性的可能性。

今天的世界确实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今天的中国在发展中也确实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前的困难、问题和挑战，前行道路注定不会是一片坦途。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勇敢地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整理人：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