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社会兼职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关注的学科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服务经济与贸易。出版《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走进公共社会》《谁来关注利益失衡》《美国病，中国病》等专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我理解，这里的“关口”是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攻关的动力来自哪里？党的十九大报告给出了明确答案：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就经济学概念而言，创新是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的。它是指企业家改变生产要素组合的行为，是企业家在完成初始创业基础上产生的持续提高效率的行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是一种不断把生产要素组合从比较低效率的状态带到比较高效率的状态。
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不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特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一种革命性、破坏性重组。通常，我们将这种创新称为狭义创新。但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创新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延伸。时至今日，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文化创意和制度改革，都被称为创新。由此，我们将这个普遍意义上的创新称为广义创新。
下面的演讲，主要从创新理论、创新主体和创新生态三个视角，围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大家作一些分享和交流。
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企业家是试错者组织者
说到创新，经常是与创业联系在一起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一个典型的表述。现实中，创业对于企业的成长来说，是N次的过程。而且，无论是初始创业还是内部创业，都内在包含着广义创新。因此，尽管现在没有准确的数据表明有多少创新是经由创业完成的，但可以断言，这一比例应该不会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包含创业的。
作为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认为，创新不等于技术发明，只有当技术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成为创新。创新者专指那些首先把发明引入经济活动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人。这些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就是企业家。在他这里，企业家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而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
于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可视为创新引起竞争的过程：创新—模仿—适应。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非物质的精神力量。这一精神支配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熊彼特还观察到一个即便在今天都很有意义的现象：创业才能不一定体现在某个自然人，特别是某个具体的自然人身上。熊彼特指出，创业更多的是一个团队的活动，而不是自然人的活动。通过合伙人的制度安排，可以提供更大的投入并分散风险；创业创新团队成员，在各种特质如冒险精神、组织才能和性格等方面互补，将有助于提高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现代创新以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双核心。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市场即产业化的试错者和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文化创意和制度变革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因此，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模式创新，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产物。
在熊彼特之后，不能不提到威廉·杰克·鲍莫尔。他把企业家细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企业家，以及很少或不推动且实际上有时还会损害经济增长的非生产性企业家。这一划分的目的是引入制度视角的创新和企业家研究。所谓创新型企业家的关键特质是对市场敏感，是能够发现并开拓市场的。鲍莫尔还通过詹姆斯·瓦特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是如何在马修·博尔特充当企业家角色后把瓦特机推向市场并用于生产性目的，来论证创新型企业家的作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此外，鲍莫尔详细说明某些关键性制度，如专利制度、反托拉斯法、破产保护和银行体系，推动了生产性创业活动的兴起和发展。这些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成长。
以专利制度为例，早期专利的使用并不是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提供保护。恰恰相反，它旨在激励知识产权转让以及帮助其他国家提高生产率。后来，专利逐步变为保护发明者的一种工具，并在推动美国等国的经济扩张乃至称霸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反托拉斯法及其导致的竞争，也在鼓励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的法律有助于确保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迫使它们持续关注新产品的销售和新生产工艺的采用。
另一项产生了同样作用的制度是破产法。它为创业失败的企业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由于创新没有先例可循，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活动，故破产保护无疑是一种重要鼓励，或者说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容错机制。
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雨林型”创新生态圈的标配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是由无数具体的创新活动组成的。具体的创新活动是成功率很低的试错，所以需要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创新主体参与，需要更好的“雨林型”创新生态（以前经常称为创新环境）。
相较于自然界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的“雨林”是指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即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生态链。不同要素或行业间创新生态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或生态圈。
在这里，人的创造力、商业智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育和萌发新技术、新想法，并茁壮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进一步来看，创新驱动战略或者说创新引领发展，可以归结到两个基本点，即创新主体和创新生态。
2014年至2015年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相继提出“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概括、新举措。以创新驱动战略激发和形成中长期增长动力，推动实现经济转型，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
中长期增长动力主要是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这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传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跨越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和发展将主要不是依靠物质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而是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于1960年就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与教育的关系，不仅成为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重点，而且摆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创新驱动战略进一步提出了创新创业人才来源的问题。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创业创新的主体是移民。近现代史上的美国和以色列都是因为大规模移民，成就了创业创新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飞速发展，也与吸引大规模外来人才密切相关。今天和未来的创业创新，正在并将继续经历从主体外生型到主体内生型的转换。创新创业主体的转变，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质量。教育在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地位愈加重要。
在主体自我内生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创造和产生原创性技术、想法等，将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特征。而这些内生的创业创新人才通常来自哪里？一般来说，他们主要来自于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
今天，能够被称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大学有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理工大学和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等。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创新生态圈的标配，二者的互动决定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创新主体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家，另一种是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些人的交互作用，就会产生大量的新创公司。它们是最为重要的科创资源。
新创公司以研发新技术为主；投资人为它们提供资本；企业家把成果产业化，形成新兴产业，并将新产品、新服务送进市场。这些主体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即有着良好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地方，做着创新创业有关的事情；在需求试错中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行业和新业态。同时，现有的产业（体系）不断升级，提供了对新技术、新模式等的需求。这种需求也在创造供给。
因此，从科创资源配置、新兴产业及其产业化的角度来看，第一种创新主体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开宗明义强调“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就是充分肯定这个群体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营造创新生态作用，让“对”的概率不断提高
经过创业者、企业主持续试错，极小众的人身上才能表现出来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现实的问题是，在哪种创新生态系统里试错，“对”的概率即成功的概率可能提高？
大致来看，创新生态有各自的架构。以最高层面的创新生态——城市群创新生态为例，其架构大致是：核心城市（大都市），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深圳、广州和香港，以及其他城市和城镇；创新型公司和初创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科研基础设施；产业基地、产业园区和孵化器；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除了这些属于硬件的要素外，以公共服务、专业服务和金融（创投）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体系，以青山、绿水、蓝天为标志的自然生态体系，以及“基石人物”，则是创新生态不可或缺的软件要素。
创新生态还有着不同的层次。如果说一个企业构建了内部创业的平台，那这个平台上的主体、要素和相关环节就构成了创新生态。现在比较流行的创客（众创）空间，就有各自的创新生态。这是微观层面的创新生态。任何微观层面的创新生态总是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中。在区域层面，分别有街区（小镇）、城区、城市和城市群的创新生态。它们既独立存在又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
与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创新生态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把此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新的创新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是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这片“雨林”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会在一定的概率（一般是小概率）下产生。
由此可以说，创新成功的绝对数与创新主体有关，创新成功的相对数（概率）与创新生态有关。当创新生态为既定，创新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成功结果就会越多；当创新主体的数量和质量为既定，创新生态就决定了创新的成功率。观察和数据均表明，人群中风险偏好高、组织才能强、性格特质适合创新创业的是一个小众人群，近似于常数。因此，对创新成功来说，创新生态是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现实选项。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一定要把文章做在创新生态上。
由两位征战硅谷风险投资领域多年的投资家所撰写的《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认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想来会令许多人震惊。开始的时候，不少人并不觉得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后面的亲身经历表明，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是，当经济发展进入到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阶段，一种有别于市场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那就是“雨林”即创新生态。如果说市场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换的，“雨林”的秘方则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的。如果说市场要求推倒人为的“墙”，如行政管制，那“雨林”则要推倒社会的“墙”，即社会壁垒。
基于此，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生态系统，政府可以更好发挥作用。当然，在创新生态系统，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一篇全新的文章，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
总的来看，超理性动机的创新以一定的概率获得成功，成功的创新将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益，直接的表现是就业和税收；而思想和天才都需要更加宽松的环境，才能获得更大的驰骋空间，也才有可能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消除社会壁垒，是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的重要途径。这里面，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选择正确的方式、怎样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是以补贴方式还是以采购方式扶持科技创新，需要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正确选择。
最后再强调一下，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了经济活动的另一个主战场——“雨林”。它与政府关系，有别于市场与政府关系。后者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者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的这一重要表述。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更好发挥政府营造创新生态的作用，既有助于转型发展，又有利于民生福祉，必将取得多赢的积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