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企业技术创新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目前还存在一定裂缝，需要加以深入分析。尤其是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对于很多提法，人们在概念上能够接受，往往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但一到实践中，却难以推行。创新不能只是成为流行语，甚至是套话，而需要追问，对于一些认识误区更要加以澄清。

　　创新不是口头禅而要勇于踩在巨人肩上

　　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经济学家熊彼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创新是以企业为行为主体的。同时，他还提了创新的五个内容：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后来人们将他这一段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对应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

　　现在关于创新，理论界有很多研究。一般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上述的经济学角度，另一种则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创新内容，也有各种演绎。比如说，在原有的需求或者满足新的需求基础上，改进或者创造新的方法、元素。现实生活中，创新无处不在。但今天在用创新概念的同时，存在泛化问题，创新甚至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我们谈创新，需要跟进思考如何落实、落地，需要对接具体的工作实践状态，要看到既有实践存在的惯性。否则，创新概念就无法真正思考到位、实践到位。要做到落实、落地，是有挑战性的。因为它意味着突破旧的思维定式、旧的常规戒律，要突破既有权威定论、体制标准和规则条例。创新的核心是新，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就是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

　　那么，创新有哪些途径呢？目前主要是三种：学习型创新、模仿式创新和原创型创新。这三类创新路径，其实是实践的三个阶段。形象地说，第一个阶段是牵着巨人的手向前走；第二个阶段是与巨人并肩走；第三阶段是踩着巨人肩膀走，即追加了独立的因素，成为自己独特的东西。具体分析这三类创新之间的关系、明确这三个阶段，有利于更好地检验我们的实践。特别是，在创新能力分析中，通过分区域、分产业、分产品、分技术类别、分企业状态来展开具体研究，可以更好地找准定位。

　　“没事就是本事”不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毋庸讳言，创新也受到很多的约束，主要表现为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体制背景的约束。如在政企关系上，传统体制下，政府对于企业行为的管理方式是审批制，借用自贸试验区实践中引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我把其称为“正面清单”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下的创新是封闭式的。今天，把政府—市场关系调整到负面清单管理思维和工作方式下，对企业和个人而言，就是法无禁止可为；对政府的施政行为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由此，将这“二为”原则与创新联系起来，在全社会范围里，创新就是完全开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负面清单管理普遍应用之后，中国未来创新空间的释放将不可估量。

　　另一个就是利益的约束。创新意味着对原有利益结构的颠覆，因此在创新行为中会碰到一些既得利益者对创新行为的束缚。

　　除了上述约束以外，创新者还面临一个能否成功的风险和压力。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说创新驱动，但创新本身又来自哪里？我们需要追问，是什么驱动了创新，创新为什么会发生？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好像讨论得不多。

　　对于创新来源问题，总结了一下，大概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新来自于对利益的追逐。人具有经济理性，本能地会追逐经济利益。

　　其次，创新来自于对现状的不满足，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种进取心和责任感。有句流行的话说：没事就是本事。它背后意味着对现状很满足，而没有探讨问题、研究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冲动。其实，创新要有一种冲动。同时，大环境上要有容错机制。

　　最后，创新来自于生存竞争压力。竞争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性。我们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产业准入竞争机制，就是要为创新注入动力，通过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逼迫企业主动创新。今天的企业，特别是从事竞争类的企业，已经强烈感受到这种竞争的压力，以至于它不得不想办法创新，因为不创新就没出路。这实际上就是在企业制度和体制机制上塑造出内生化的创新基因和行为冲动，改变传统企业的机制和行为方式，走出所谓“不创新等死，主动创新找死”的怪圈。

　　好的更替节奏：嘴里吃一个口袋放一个

　　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我们在讨论企业技术进步时必须面对的话题。但是，今天理论界说的东西和企业界行动的东西之间有个裂缝，某些理论不接地气，某些行动没有理论远见，二者之间有一个缺口。

　　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唐电信在通信技术领域很有竞争力。在其企业介绍手册的第一页有一段话，讲了“七化”——创意课题化、课题成果化、成果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规模市场化、市场国际化。不仅要立项目课题，让科技人员搞研究，课题要有指向、要有成果，而且成果要产品化、产品要产业化。产品不能只是停留在几个样品上，要有规模批量的生产能力，这就叫产业规模化。产业规模化背后一定要与装备能力相关，要与消费者的接受度相关，因此要市场化，并且能够走向国际市场。今天我们有很多产品，是放在抽屉里的，老百姓可能还不接受。有这么一种说法，叫“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两步可能是先烈”。什么意思呢？假如研发成果闲置，研发资金投入的回收能力相对不足，没有形成回流，这样的创新实际上是做了无用功。

　　我曾经接触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他跟我聊过产品创新的节奏。他说：产品的创新更替，要嘴里吃一个，眼里看一个，手中攥一个，胸中装一个，口袋还放一个。他说得很好，这一个一个究竟在实际运作上是什么节奏，考验企业家的经营技巧和管理运作能力。理论上总结得再漂亮也没有用，最后要转换成企业家的行动，转换为企业行动的节奏。

　　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我们对高新技术产业化中“产业”的理解存在哪些误区。今天在讨论产业问题的时候，可以罗列一大串概念：产业、产业结构、产业链、产业业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产业、文化产业、产业升级，等等。产业这个概念容易被泛化。如果联系前面的“七化”概念说，产业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它不仅仅要求有生产能力，要跟消费能力对接，也不仅仅是有这种现有技术应用的生产加工制造能力，而且还要储备后续技术。

　　对于产业，过去的线性理解是有后遗症的。比如，汽车是有很多共享技术的，如底盘技术、发动机技术、汽车电子技术，但很多时候我们是重复引进，导致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成本相对很高。在初始发展阶段，可能不得不交这样的学费。但到了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线性地简单化理解产业和产业技术。当我们具体指向某个产品和某个服务，背后实际包含着这家企业的投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团队能力、盈亏核算能力、营销能力和客户关系的维护。所以，产业包含市场评价和市场实现。只讨论某个技术有应用，就认为有这个产业了，那是残缺的。

　　由此，可以进一步提出对于产业升级内涵的理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概念，如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分类说法在不同的场合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我们把产业升级就用这三个概括来加以表征，认为劳动密集就是低端的，认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就是高端的，那一定会对实践产生误导。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上海世博会意大利馆里有一个用透明玻璃隔离的空间，里面有三四个裁缝在手工缝制西装。毫无疑问，这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它低端吗？不低端。它整合了原材料的选取，整合了品牌的概念。在发达国家，越费人工的越贵。所以，如何表征产业技术进步，恐怕是我们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

　　再比如说，瑞士高端手表多是全手工的，尽管具体的零部件加工有分工，但汇总起来，一个工匠一年可能只做半个手表。你说劳动密集不密集？绝对密集。但它绝对也是技术密集。

　　高新技术评判标准是否越洋越高、越新越好

　　进一步来看，技术进步对产出能力的增长，毫无疑问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应用。它必然表现为产品档次的升级，同时也表现为消费者使用便捷程度的提高。那么，到底什么是高新技术？

　　第一，评价基准问题。是与自己的原有技术比，还是跟国际前沿水平比？在不同的场合，大家说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本质上看，只有消费者接受的高新技术，才是有使用价值、有产出能力、有盈利回流能力的。比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印度为了扩大内需，实行“反向突破”，不是做高新，而是认为老百姓买得起的才好。因为当时大家都在节约开支，所以还一味地做高附加值产品，可能就没有市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新技术产业化与市场实现的约束条件相关，跟宏观环境的周期波动相关。由此，对高新技术的理解，并不是说越洋越高、越新越好。

　　第二，对企业来说，考虑高新技术研发应用，需要与自身既有的积累基础和应用能力相匹配，与自身投入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匹配。通常，我们在引进国外技术、国外设备的时候，会派一批人到国外去进修。这说明，我们原来产业工人技术水平和企业内配套条件能力缺乏这样一个“场效应”。所以，在追求高新技术的时候，不能好高骛远，而要更多地从团队能力、配套能力、投入能力是否相匹配来考虑。

　　第三，高新技术应该是适用技术。适用技术表现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就是生产作业组织能力、员工的能力以及产业的植根性。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制造繁荣》，里面论述了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书中说到一点，美国人把研发留在自己那里，生产全外包，结果研发就没感觉了。所以，产业的植根性很重要。

　　举个例子来看，诺基亚最初是芬兰的一家伐木企业。当爱迪生把电灯、电话的产业化问题解决了，市场开始普遍用电灯电话后，电线杆子需求大增，伐木产品里面就分离出垂直细分产品——电线杆。诺基亚想，既然能够在我们的产品里面分离出电线杆这个产品，那我们能不能生产电线呢？于是，卖电线杆的同时，它又开始卖电线。等卖了电线以后，它又想能不能同时卖电话机。这就是产业的植根性，或者叫客户相关。有了电线杆，有了电话，然后又有了子母机，就是遥控电话，接着受此启发又开发出“大哥大”，在移动蜂窝技术基础上突破进入到数字技术，那就是GMS（全球通）。由于拥有移动电话技术的标准，即意味着拥有对市场的掌控能力，诺基亚最终成为移动通讯领域的巨头。当然，如今这个巨头已经风光不再，但其发展历程还是值得品味的。

　　这里，想特别谈一下标准问题。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中国产品出的标准还不多。其中，上海企业有两个产品做出国际标准，很具有代表性。一个是乒乓球，由于比赛时乒乓球在灯光底下是白色的，球太小看不清楚，所以国际乒联提出小球改大球。最后，用的就是“红双喜”的标准，乒乓球直径增加了2毫米，同时把白色改成橙色。还有一个标准就是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的钢筋焊接技术。原来这个标准是法国人的，现在这个技术标准是宝钢的。宝钢提出钢筋接头之间不再用焊接方法，而改用套管压延技术。试验证明，套管压延技术使得钢筋接头拉伸比焊接更加牢固，用两台拖拉机朝两个方向牵拉，钢筋都绷断了，接口地方还能不掉。

　　第四，不要认为高新技术就是天上飞的、水里钻的，其实有很多可能完全属于一种创意性的东西。当这个创意与某一个技术结合，也许就能发挥更好的效应。在此，特别要说一点，我们对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理解，经常会忽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实，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可以通过与市场整合，与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知识之间的整合，产生技术效应。文化创意、心理引导、时尚潮流、体制组织，这些看似与科学技术无关的东西，同样能够创造财富。所以，不要认为高新技术只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就够了。这恐怕是需要拓宽的一个认识。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一味要“重打鼓另开张”

　　关于产业升级也有一些认识需要澄清。

　　过去，我们把产业升级简单地与产业化演进相等同，这是不太准确的。工业化浪潮从轻工业起步，进而重工业化、重化工业化、后工业化。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进入注重材料产业重点发展阶段，就不要轻工业了。

　　还是以瑞士手表为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发明了石英电子技术，在产品质量的计时精准和产品价格上对瑞士手表提出挑战。瑞士手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但瑞士人不离不弃，把手表的技术功能朝着越来越精确的方向努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手表变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收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以至于手表这个200多年的产业至今依然是瑞士立国的一根重要支柱。由此联想到，原来上海的自行车、手表是很有名的，但现在渐渐式微，这恐怕与产业升级中的错误认知不无关系。所以，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是两回事。

　　还有，在产业升级当中，我们对先进制造业概念炒得很热。有院士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只有先进制造、落后制造之分，没有先进制造业之说。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什么叫先进制造业？是不是过去没有的，今天努力后有了，就是先进？或者国外现在还刚刚有，我们今天也就有的东西就是先进制造业？

　　我在一次干部培训会上对此有过一个调查，让同意瑞士手表是先进制造业的举手。现场大概有150个人左右，结果有20%的人举了手。在我看来，瑞士手表始终保持着先进。瑞士人对这个产业不断注入新的概念、新的因素，包括文化的因素、品牌的因素、收藏的因素乃至与营销技术相关联的限量因素。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对先进制造业重新认识。

　　与先进制造业并行的还有现代服务业之说。上网搜索一下，说服务业分为两类：一类叫传统服务业，一类叫现代服务业，这绝对是书生写的定义。服务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用不用高新技术，也不在于出现时间的早晚。比如，我们说金融是现代服务业。其实，金融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647年英国出现的信托。本质上看，服务业的核心应该是人性化。

　　最后，说一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问题。上海国资改革已经明确，未来要把80%以上的国资布局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具有卡位能力、引领能力以及对整个产业体系的整合能力。不仅要在技术能级层面加以评价，还需在市场化、规模化与产业成长关系等方面予以关注。

　　进一步来看，目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上，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个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要摒弃传统产业，“重打鼓另开张”。第二个是，片面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少数项目上重复投资。第三个是，用发展传统产业的思路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联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主线，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使之成为“聪明投资”，短期看扩大消费，长期看优化供给，即要看它是否具有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升级的作用。基于此，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处理好政企关系。归根结底，要让企业行动起来，让企业家行动起来。　（王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