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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推动文明断裂带交汇融合——潘光研究员在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四届年会的演讲

  潘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负责人,上海政法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同时担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软科学专家。2008年,获联合国任命为文明联盟大使。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在丝绸之路与欧亚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犹太以色列研究、中东和欧洲问题、俄罗斯和中亚问题、国际危机和反恐问题等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出版著作10余本,发表论文上百篇。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但一些人容易将其仅仅视为经济议题,而忽视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文明因素。

  自古至今,“一带一路”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存在着各种文明之间的连接地带,也被称为断裂带。一些纷争由此而起,同时文明也在此交汇、融合。居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文明、宗教、民族之间,既有碰撞,又有着对话、交流和友好交往。经过千百年的漫长岁月,它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和谐相处,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和利益共同体。

  这些利益共同体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下面,我想以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个地区为例,来阐述文明交汇融合带的形成和演进。它们的经验表明,不同文明、民族、宗教通过对话、包容、互鉴可以求得共同发展;同时,唯有如此才能为“一带一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明涵盖区域之间存在连接地带或断裂带,丝绸之路穿越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地区均存在这样的情形。各种文明在断裂带接触、碰撞,引发一些摩擦和纷争,有可能对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形成干扰。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一个现实挑战,不应当回避或无视。应当看到,当前欧亚大陆出现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民意。因此,努力推动去极端化、打击恐怖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进程的长时段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各种文明、民族、宗教之间的融合始终是主流,是大的发展方向。当前,中亚各国、各民族人民正团结起来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日益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倡议努力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宗教、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使文明断裂带的负面作用得到有力遏制

  文明断裂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冲突纷争的文化根源

  中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有学者也将其称为“欧亚大陆腹地”组成部分。在古代,这片地区大体是游牧民族的栖居地,主要的族群有匈奴、突厥、蒙古等。它们不时南下,与属于农业文化区的民族发生冲突又展开交融。随着历史的演进,中亚地区的突厥语系、波斯语系诸民族逐渐皈依伊斯兰教。这一伊斯兰文化圈与周围的东正教文化区、儒家文化区、佛教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之间形成了断层。

  在高加索文化断层中,居住着许多山地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达吉斯坦人、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等。这些民族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后代。北侧平原地带是俄罗斯人的居住地,盛行东正教;在南侧外高加索西部,格鲁吉亚人大多信奉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多信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但外高加索东部的阿塞拜疆人又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属突厥语族。

  巴尔干半岛处于欧洲文化断层上。这一断层的界线由北向南纵贯欧洲大陆,北端起于芬兰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左边一侧依次是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西乌克兰一小片领土、匈牙利以及更往西的捷克和斯洛伐克; 右边一侧顺次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大部分区域、罗马尼亚以及更东面的摩尔多瓦。简而言之,断层西边的居民大部分信仰罗马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东边的人大多数信奉东正教。除了宗教因素之外,斯拉夫、日耳曼、拉丁三大民族文化也在这条断层两侧碰撞和交融。

  这条断层的南段进入前南斯拉夫境内,沿着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向前,把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留在一侧,把笃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留在另一侧。接着向南深入波黑后,这条线的走向变得不那么明确,呈犬牙交错状,伊斯兰教徒、东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混处杂居。更后面的断裂层则分成东、西两线前进。西线沿阿尔巴尼亚与希腊边界向前,直至地中海。东线循希腊与马其顿、保加利亚的边界推进,再折向南穿过希腊和土耳其边界直至爱琴海。在这断层的两侧,一边是单一种族的希腊人,另一边是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两边都信奉东正教,但民族差异明显,文化渊源并不相同。

  多个世纪以来,上述三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冲突均有内因和外因。总的来看,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往往是主要原因,文明断裂则是导致纷争的文化根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亚大陆出现了一股泛突厥主义浪潮,企图“统一”所谓突厥语系国家和民族。冷战结束后,泛突厥主义暗潮再次汹涌。与泛突厥主义相呼应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其中的一部分极端势力更是走向了恐怖主义,远远超出不同民族、宗教、文明的差异,挑战着人类文明的底线。

  在高加索文化断层和巴尔干地区,也曾出现较长时期的冲突。以巴尔干地区为例,自中世纪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碰撞、融合的地区。奥斯曼帝国曾一度控制整个巴尔干半岛,并向中欧腹地推进,但最终为欧洲各基督教强国的合力抗击所挫败。19世纪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之时,欧洲列强又展开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角逐,导致马克思所称的“东方问题”的形成,使巴尔干成为民族宗教冲突集中的“火药桶”。正是这个“火药桶”的爆炸,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占领巴尔干地区,残酷镇压各国的抵抗运动,挑动各民族、教派之间的仇杀。在此危难时刻,巴尔干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在西方盟国和苏联红军的援助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二战后,欧洲陷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巴尔干地区也难以幸免。在冷战两极格局下,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空前激烈,民族宗教矛盾相对弱化或被掩盖。但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外部势力的挑动下,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再次爆发,导致南斯拉夫解体。此后,波黑内战、科索沃战争、马其顿动乱等接连爆发,酿成一系列悲剧。

  历史情感和现实利益的纽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切断的

  回顾这些历史,是为了说明文明断裂带的确存在冲突和纷争。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从历史进程的长时段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各种文明、民族、宗教之间的融合始终是主流,是大的发展方向。

  先来看中亚,经过多个世纪的文明交汇和融合,在丝绸之路沿线逐步形成了今日中亚地区的各个多民族国家,而文明断层导致的差异也在交流互鉴中逐渐淡化。据统计,哈萨克斯坦国内有140余个民族,乌兹别克斯坦有130多个民,吉尔吉斯斯坦有80个民族。苏联时期,中亚各民族、各宗教的民众之间的通婚非常普遍。在哈萨克斯坦,俄哈通婚的家庭比比皆是。

  我曾经访问过俄哈通婚的家庭,并向家长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子女去哪个教堂?听到的回答令人惊讶:既可去东正教堂,也可去清真寺,并无宗教禁忌。这种多元、包容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

  当前,中亚各国、各民族人民正团结起来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日益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倡议努力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宗教、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使文明断裂带的负面作用得到有力遏制。

  再来看高加索地区,影响其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历史积怨,外部染指与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其中,不同民族、宗教的差异固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高加索问题绝非“文明的冲突”。

  例如,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同属一个宗教文明圈,但它们之间的冲突显然与美国、北约极力向高加索地区渗透、扩张,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密切相关。

  再如,尽管车臣战争和中东剧变的交错导致宗教、民族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该地区泛滥,但一小撮极端分子并不能代表不同文明背景的人民和族群。

  事实上,到过高加索的人们可以看到,民众之间超越边界的交往仍然十分密切,具体有几个显著的表现:一是几个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阿塞拜疆国内有43个民族;二是不同民族、宗教的民众之间的通婚非常普遍,与中亚的情况相似;三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频繁,主要是从事贸易、旅游和探亲访友;四是虽然各国官方语言不同,但大家都能用俄语进行沟通;五是人们依然维持着苏联时期形成的友谊和亲情,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俄格战争爆发,但俄罗斯运动员和格鲁吉亚运动员在赛场和领奖台上仍然热情拥抱。所有这些都表明,高加索地区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文明融合带。

  最后来看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解体后虽然分成了多个国家,但数百年和谐相处的亲情纽带、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并肩战斗结下的鲜血友谊、近半个世纪建设多民族共同家园的难忘历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切断或忘却的。

  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巴尔干地区逐步实现了和平与发展,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再次走到一起,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巴尔干各国目前都积极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并支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相信,巴尔干各族人民将为当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文明冲突”不可避免?“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给出反驳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必须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明涵盖区域之间存在连接地带或断裂带,丝绸之路穿越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地区均存在这样的情形。

  各种文明在断裂带接触、碰撞,引发一些摩擦和纷争,有可能对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形成干扰。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一个现实挑战,不应当回避或无视。

  第二,从千百年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断裂带更是文明交汇带,各种文明、民族、宗教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融合始终是主流、是大趋势,而冲突和纷争只是插曲和支流。

  “文明冲突论”者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把支流看成了主流。“一带一路”的构建,将是对所谓“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反驳,也是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的一大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过千百年的漫长岁月,通过对话、交流和友好交往,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在丝绸之路沿线和谐相处并逐渐融合,形成了当今欧亚大陆上一系列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和利益共同体,这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面对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一带一路”努力推动区域合作与全球化,倡导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其中,民心相通是“五通”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才能实现互鉴。这也是“一带一路”为什么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可和欢迎的主要原因。

  第四,应当看到,当前欧亚大陆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出现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民意。因此,努力推动去极端化、打击恐怖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同文明、民族、宗教谋求共同发展,才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也是本人此次讲演的结束语。

  (发表时作者在原讲稿基础上作了调整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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