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众儒学经典”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丛书分为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包括《〈三字经〉读本》《〈朱子家训朱子家礼〉读本》《〈孝经曾子论孝〉读本》《〈大学中庸〉读本》等十三本儒学经典读本。每本书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引领大众读者走近这些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学典籍，学习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 

　　此外，一场围绕“大众儒学经典”丛书和当前读经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也随之在北京大学举行。可以说，这套丛书和这场研讨活动，都与如何更好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具有密切关联。本期光明读书会整理摘选此次研讨会上较有代表性的几位嘉宾发言，供读者评判。 

　　经典，还是要读 

　　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关于读经，前一段时间曾讨论得非常激烈。过去二十年来，传统文化复归，确实也出现很多问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引起了社会焦虑和担心。现在儒学刚刚开始复兴，在走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弯路后，出现各种问题也合情合理。

　　但今天，我们讨论读经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读经活动开拓者们的积极贡献，也不是否定他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有很多学者和民间的先行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民族精神荒凉的土壤上奔走疾呼，积极开拓了读经活动潮流。所以尽管读经活动存在一些不足，但还是应该对这种开拓精神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杨汝清（苇杭书院山长兼儒家文化研究院院长）：读经活动从开始、扩展、深化，到现在的冷静反思，经过了一个很可贵的尝试和努力的过程。但当下很多人提出的读经没有必要，我认为是不妥的。

　　读经活动发起之初，确实存在矫枉过正的行为。因为前期条件有限，只能强调跟读、背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去反思、批评，并纠正，但如果进行大批判，这个行为本身又向另外一个角度偏离了。

　　我总结了这些年读经活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过于偏颇。有些老师说要培养圣贤，但圣贤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学习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所以首先心态要正，不能盲目。

　　第二，每个人的智力发展水平不同，让所有的孩子用相同的标准读古经，是拔苗助长。读的多而不能用，知识就是死的。所以要注意，读、解、行，只读不解是不行的，知道了还要理解，还要去践行，而这个行才是孩子学习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应该让读经回归教学体制，而非放任自流。很多民间倡导读经的人士，并不懂教育规律，却已经成为主流，这也是出现问题的最大原因。我们应该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进入师资队伍，或者让具备一定学养的人与民间机构互动，才能让读经活动真正脚踏实地，发挥正面作用。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关于读经问题，我一直有一些困惑。很早以前，我曾经看到过一套给儿童的经典传统读物，翻开第一部分就有《公羊传》。这个书我只稍微接触过一点，没有完全读透，让孩子读，更不合适。

　　几年前扬州某大学经过研究，得出一种理念：让5至15岁的孩子把经典篇章背诵下来，就像装入一个硬盘，想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这个理念我当时可以理解，但事后想，这些内容是否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符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适不适合儿童发展？我拿不准，所以我既没有反对，也没有大力推广。

　　关于读经的探索，至今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当下面对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读。对于这个问题有过很多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经者常也，还是要读的，而且要重点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常”亦有“变”的认识，在孔子的思想中已有所表述。如《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子张问，是否十世可知也？孔子自信地回答，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以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说文》段注云“父子相继曰世”，一世为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因”又有“损益”的认识，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

　　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而且，我们至今仍处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所以，对于经典我们要进行传承和弘扬，否则就谈不上创新性和创造性地发展。

　　读经，不能只背不解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社会上对读经问题的争议日益激烈，我觉得要不要读恐怕已经不是大问题，怎么读才是大问题。我们20世纪50年代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在青少年的思想启蒙时期，接受的教育模式较为单一，先背了再说，不要理解。所以我本人对只读不解这种学习方法很反感。

　　当然，我没有广泛调查，并不能确定这种方法是不是完全没用。很多民间人士发现，某些孩子在背诵了之后，精神面貌确实发生了改变。但我不认为这种教育方法具有社会普遍性。作为儒学研究者，我当然希望更多的孩子来读儒学经典。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国学专业人才，所以大多数儿童学国学读经典，目的只是要构建世界观、人生观。在这个意义上，选取一些经典让孩子学习、理解，才是读经的根本和深意，但再放大就过犹不及了。

　　李存山：我不赞成完全恢复儒学的思维方式。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哲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肢解了经学，我们应该回到传统经学的路子。我不同意这种主张，我们对经书还是要有一点分析，不能只有经学思维方式，还是要有一些哲学思维方式。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先秦儒家与秦后儒家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或主干，儒家文化的“常道”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常道”。所以经典书中包含着“常道”，或者说较多的包含着“常道”。

　　但正如经书里也包含哲学思想，但不全是哲学，那么经书里也不全都是“常道”，因此并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礼记·内则》说：“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如果《礼记》里面句句是真理，那现在女子出门就必须得把头盖上了。从古至今，在思想观念方面，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

　　如何把读经和“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至今仍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在教育儿童的时候，必须教给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即经书也免不了存在局限，一定要实事求是。正如王国维所言：“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

　　活动，须规范和引导 

　　方朝晖：经过多年发展，民间读经非常多样化，且没有标准没有规范，当下的关键是如何规范和引导读经活动。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人性原则。既然倡导读经要建立在人性原则基础之上，就要讲究读经的方法和方式。不能一味地向孩子灌输高大理想，而是要通过趣味化的讲解，使其更加生动，更容易理解。要明确，读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自觉、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所谓的培育圣贤。如果不符合人性原则，这样的读经方法就需要淘汰或者检讨。

　　第二，全面原则。当今时代与古代完全不同，古时候私塾里那种机械背诵的教育方法，是因为当时的知识结构单一，掌握四书五经等知识，几乎就可以实现社会理想。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必须要强调，读经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也不是要为了圈层某个文化而读经。其实古人早已说过，读经应该和礼仪，甚至包括绘画、舞蹈、书法等结合在一起学习。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古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之前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洒扫是整理内务，应对即待人接物，进退即礼节，这就是从礼乐学术这些角度来讲的。所以全面原则是对人全面发展的需求，是从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出发的。

　　第三，阶段性原则。台湾的王财贵教授认为，孩子在幼小的时候，有些道理不可能完全理解，只能让其在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先背诵下来。我理解王先生的话，但我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年龄，选择不同的启蒙读物，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而不要在幼小的时候就直接背四书五经。

　　李存山：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儿童读经要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我反对那种完全封闭式的、全日制的读经，这不适合儿童发展，也违背了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

　　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读经并非孤立，比如宋代胡瑗的“明体达用”教学之法，就曾备受推崇。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关于“定课程”有云：“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分科教学或分科取士本，是宋代一部分教育家所实行过或所主张的。但是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德行明经科”，又以八股文取士，这是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的教育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文、理、工分科教学，近代以后的中国学人绝大部分都是出自这种教育体制。现在反思起来，它所注重的是工具理性，主要传授的是实用知识，也就是它更重视“达用”，而在“明体”方面即在人文素质、道德修身的培养方面有所不足。

　　所以如今，不应恢复旧制，不能取代现代教育制度。而应该让读经与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互补，或融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当它与现代教育制度融为一体，也就是实现了“明体达用”之学。（记者李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