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帆

核心阅读

●理论家习惯于将中国文化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将西方文化与现代相提并论，隐含于中国文化内部的创新能量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如果无法觉察古人如何与他们的时代积极互动，只是模仿其外在形迹，我们就没有真正掌握文化传统的精髓

●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通过介入和回应历史巨变，展示民族精神和中国智慧

中西文化关系认知的拉锯战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常成为争论的漩涡。这些争论交织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主题之中，衍生出面目各异的理论焦点。文学研究显然是文化交锋的一个特殊区域。自先秦至晚清，中国古代文论拥有一套完整的概念范畴体系，诸如道、气、神韵、意境、风骨、兴寄，如此等等。然而，20世纪上半叶，大约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套概念范畴体系急速后退；同时，另一套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覆盖了文学研究领域，长期支配学院教育，诸如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审美、典型、结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文论的独霸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不满和忧虑。许多理论家认为，中国的本土文论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失语症”是他们对这种状况的形容。“失语症”时常被视为后殖民的文化症候。殖民主义的飞机大炮撤离之后，他们的理论话语仍然顽固地盘踞于文学研究领域，左右本土的文学评判乃至民族的审美想象。因此，理论话语权的争夺涉及精神家园保卫战，而不能仅仅想象为不同学派之间温和的切磋与商榷。

另一批理论家则呈现了不同的思考角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使用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从近代的“放眼看世界”开始，中国逐渐登上世界舞台，尽管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充满了屈辱与创伤。如今，现代汉语中存在很大数量的外来词汇，这并未导致中国文化的崩塌，相反，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了活跃的形象。再也没有人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仅仅“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显然，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鲁迅甚至对青年人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些表述明显带有矫枉过正的意味，然而，当时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依赖如此决绝的观点为现代文化腾出空间。这一批知识分子援引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壮大自己的民族。他们自称是“盗火者”——鲁迅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这种开放的氛围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文化准备。

中国文化内部的创新能量

上述两种观念的拉锯战业已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论述的潜在轴心往往是如下四个概念：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传统、现代。理论家习惯的组合多半是：将中国文化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将西方文化与现代相提并论。这是相互批评的两套辞令，致使人们对“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或者“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耳熟能详。然而，这种争论似乎存在盲区：为什么许多人不习惯将中国文化与现代联结起来？中国逐渐进入小康社会的现代进程不是一个最大的历史事实吗？这种状况至少表明，隐含于中国文化内部的推动历史的创新能量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必须承认，儒家学说中隐含的复古倾向很大程度地加大了“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孔子推崇尧舜，提倡周礼，周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儒家学说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以古人为楷模更是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集体无意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不存在创新的基因。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批评家曾经对文学的标新立异、自我作古做出了种种论述，例如“通变”的思想，例如“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惟陈言之务去”，等等。有些时候，中国古代批评家采用的理论策略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例如始于唐代的古文运动。韩愈等作家倡导先秦两汉的古文，力图冲开雕琢的骈文，开创更为适合时代特征的文风——这种理论策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异曲同工。相对于批评家的观念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创新意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没有不可遏制的创新冲动，中国文学不可能从先秦的诸子散文发展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可能留下一部如此灿烂的文学史。

中国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内容庞杂，我们向古人学习什么？这个问题是对今天的理论家的考验。许多人觉得中国文化即是“传统”乃至“复古”的化身，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古人身上的创新能量。一个奇怪的例子是，一批文化名流对于简体汉字十分不满，他们以倡导繁体字作为向文化传统表示敬意的方式。然而，纵观中国文字和书法史，从篆书、隶书、楷书到行书或者草书，简化文字是古人的一项长期工作。日益复杂的社会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文字交流，而缓慢的书写速度成了明显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人一次次地大胆改革文字。令人惊奇的是，每一种新型文字都在古人手里发展出优美的书法艺术。如果无法觉察古人如何与他们的时代积极互动，如果只能模仿一些古人遗留的外在形迹，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掌握文化传统的精髓。

活力在于发现并解决问题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所谓的中国文化不仅包括众多古代思想家的真知灼见，同时也包括晚清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思想探索。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孜孜矻矻，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革命与战争、民族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中国文化必须介入与回应这些历史巨变，展示民族精神和中国智慧。因此，理论家的工作并非仅仅复述古人的辞句，而是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如何与当前的现实紧密互动。事实上，二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愈来愈紧密。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作者为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