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诃是人们熟悉的著名军旅音乐家。“七七事变” 第二年他就参了军，当时他才16岁。历经战火，戎马一生。他一面战斗，一面创作。抗战时就已创作歌曲，鼓励军民士气。多年来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如《打靶歌》、《老房东查铺》、《众手浇开幸福花》等，早已广为传唱。而他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牡丹之歌》更是曾风行一时，红遍大江南北。唐诃生前，笔者采访他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其实他最看重的是他参与创作的《长征组歌》。

我们把时间倒拨到半个世纪前的1964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将军写出了他的名篇《红军不怕远征难》，即《长征组歌》。萧华是位老红军，当年才18岁，他随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参加了长征的全部过程。强渡大渡河时，他是前线指挥员之一，他亲自吹响了冲锋号，指挥红军取得了这场决定革命命运的战役。萧华又是位才子，能诗能文，在军中有儒将之称。他以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怀着满腔的激情，凝练的笔法，写出了这部经典力作。

萧华同志的《长征组歌》问世后，总政治部指示：以《长征组歌》为基础，搞一台大型歌舞演出和一台大型声乐作品演出，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经研究，大型歌舞交由总政歌舞团承担，大型声乐作品的谱曲和演出，就交给战友文工团了。

当时大军区级所属的文工团多达10余个， 为什么偏偏就选中“战友”呢？唐诃认真地分析说：这是因为“战友”有四大优势：首先是它驻地北京，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二是它有多年演唱大合唱的传统，并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战友味”；三是它有一批出类拔萃的独唱演员，时称“二马一贾” 即马玉涛、马国光和贾世骏，以及后来的张振富、耿莲凤、王克正、马子跃等许多高水平的演员：四是它有一个高水平的音乐创作班子，这也是重要的一条因素。有了这“四大优势”， 战友文工团自然就是这项重任的“最佳首选”了。

去总政领受任务的是战友文工团副团长晨耕，他负责整个剧组的演出并担任音乐创作的领导工作。

《长征组歌》的创作班子由晨耕牵头，生茂、遇秋和唐诃四位音乐创作人员组成。这是一个高水平的创作班子，他们都是深受群众喜爱的音乐家。他们创作的歌曲都曾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如晨耕的《骑兵进行曲》、《我和班长》；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马儿啊，你慢些走》；还有遇秋的《战士想的是什么》、《一壶水》及许多器乐曲等，真可谓名家荟萃。更可贵的是他们四人还有相同的革命经历：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自幼参加八路军；都经历了革命战火的洗礼；又都长期在部队文艺团体工作。相同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共同的文艺事业追求，这样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堪称一流的强强联合，必然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创作出了这部鸿篇巨制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