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的创作，无疑彰显了汤显祖夫子自道的“伉壮不阿”的伟大个性即伟大人格，与其追求“情至”，即以“情”抗“理”昭示积极人文主义理想的伟大世界观。《牡丹亭》尽管是400多年前的戏剧作品，它给予当代人的创作启示无疑是永恒的

　　今年是东西方伟大戏剧作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他们都是耸立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巍巍“高峰”。汤显祖一生创作“临川四梦”，而尤以《牡丹亭》的成就为卓特。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牡丹亭》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汤显祖远大的政治情怀与伟大的艺术创造，乃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远大的政治情怀：“读书人把笔安天下”

　　中国古代戏剧创作传统每每强调教化与娱乐。若被誉之为“曲祖”的元代高明在《琵琶记》第一出中自道其创作主张云：“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而作为戏剧创作大家的李渔标举其戏剧创作之宗旨，如其《风筝误》末出下场的诗中所说：“一夫不笑是吾忧”，竭力追求戏剧创作的娱乐性。戏剧作品固有其教育的功能与娱乐的价值，但像高明与李渔那样竭力崇尚教化与娱乐，无疑昭示了他们对戏剧价值认识的褊狭。此种戏剧创作之精神祈向，自有其可取之处，然往往缺乏直面社会与人生本质问题的宏大气象。

　　汤显祖从事戏剧创作则有着很不一样的创作境界。他的戏剧创作，特别是《牡丹亭》的创作，绝不是为着教化与娱乐，而寄寓着他伟大的政治理想。如果结合汤显祖的生平与思想，我们不难看出，《牡丹亭》中若干人物的言语，正道出个中消息。毫无疑问，《牡丹亭》中的男主人公柳梦梅并不是汤显祖理想中的人物，杜丽娘才是作者所要精心打造的;在《牡丹亭》中，柳梦梅把杜丽娘比作“玉树”，而自己只是“芦苇”，这显然代表了汤显祖的看法。但毋庸置疑，柳梦梅也是一枝有着不俗思想的“芦苇”，他在《牡丹亭》第四十九出中所说的“读书人把笔安天下”，实抒发了汤显祖远大的政治情怀。

　　汤显祖早年入县学后，曾写了一首诗给同学，抒发了他的非凡志向，中有“唐虞将父老，孔墨是前贤”等句;至其中举后，更有一番试图在政治上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作为此种政治理想的具体实践，1591年，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的汤显祖，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书》，旨在通过万历皇帝，以破其执政期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那样的腐败局面，进而由此“以新时政”，实现他所期盼的宏伟的政治蓝图。

　　与此种政治理想一脉相承，汤显祖从事戏剧创作，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安天下”的宏愿。钱谦益尝谓汤显祖“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信乎其为知言。《临川四梦》中如《南柯梦》《邯郸梦》，固无不从反面写出了对黑暗社会的猛烈批判，而《牡丹亭》则从正面提出他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构建，其第八出《劝农》有云：“山也青，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这不妨说是汤显祖的“桃花源”世界，也即是他“读书人把笔安天下”、“以新时政”远大政治理想的具体而微。故从“安天下”的角度看，《牡丹亭》不妨说是汤显祖《论辅臣科臣书》的姐妹篇。

　　诚然，从表面看，《牡丹亭》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汤显祖想真正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当时社会中一般的男女情爱问题，而是由此作为切入口，解决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明代妇女被礼教束缚空前严重，无数的年轻女性，其鲜活的生命因为罪恶的婚姻制度而被埋葬。据相关统计，《明史》所收的“节妇”“烈女”，比《元史》以上的任何一部正史至少要多出四倍以上。这表明人们生活在一个人性被严重扭曲的畸形的社会中。显然，一个作家无论用何种形式写作，唯有真正深刻地揭示社会重大问题，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乃是因为他正如列宁所说，“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即那些“有关现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问题”。因此，如果说《论辅臣科臣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解决当时社会的有关政治制度问题，那么，《牡丹亭》想着重解决的是包括婚姻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问题。它们的形式不同，而指向一致，即“新时政”而“安天下”。要而言之，汤显祖是站在时代最前沿，以当时很多作家所没有觉察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的“问题意识”去创作《牡丹亭》的。这是他创作《牡丹亭》成功的关键。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家本·琼孙曾把莎士比亚誉为“时代的灵魂”，与此相似，汤显祖的上疏切中时弊，而其《牡丹亭》又有理想的建构，我们不妨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灵魂”。汤显祖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在那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自觉地负起了“重整乾坤的责任”。反之，如果只满足于写一般的情爱故事，或如曹雪芹所批评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作家那样去从事创作，那么，《牡丹亭》　绝不可能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一个“高峰”。

　　伟大的艺术创造：“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

　　《牡丹亭》能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高峰”之作，自然也离不开其伟大的艺术创造。如同莎士比亚创作戏剧往往根据既有的题材而点石成金，汤显祖创作《牡丹亭》，题材主要原自话本小说　《杜丽娘慕色还魂》　而实脱胎换骨。《牡丹亭》　伟大的艺术创造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主题提炼两方面，至于其辞藻的丰赡华美、典丽精警，实乃是其次的事。

　　就人物塑造而论，《杜丽娘慕色还魂》中的杜丽娘其性格是不发展的，即是平面的，单一的，诚如文中所叙，无非是因“春情难过”而“慕色之甚”。《牡丹亭》　则生动地写出了杜丽娘这个人物心理的复杂变化过程，她的真挚与热烈，她的矛盾与困惑，她的抗争与喜悦等，汤显祖无不作了幽深入微、出神入化的个性化描写。读者不但能看到其性格，也让人看见其灵魂与思想。《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较之刘兰芝、霍小玉、王娇娘与林黛玉等，诚如有的学者所说，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极富于时代特征，她是封建礼教盛行、令人窒息的晚明时代才能有的人物。但杜丽娘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形象，同样颇富于反抗精神与理想追求。杜丽娘所说的“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对其父亲所说的“你们不能勉强我欢喜一个我对他没有好感的人”，以及《仲夏夜之梦》中赫蜜雅声称情愿做“自开自谢、自生自灭的蔷薇”，而不愿做没有情爱追求自由的被人“炼制成香精的玫瑰”等，无不是个性解放时代的最强音;　她们因此不妨说都是东方人文启蒙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凝聚了时代精神精华的“新人”。

　　就主题提炼而言，《杜丽娘慕色还魂》写的是男女自然之欲，并没有真正上升到“情”的层次;　话本没有写出杜丽娘与柳梦梅彼此有相知，故话本中的杜丽娘主要是慕“色”还魂。《牡丹亭》写杜丽娘与柳梦梅，却能将他们始于男女自然之欲的相悦，上升到相知与真情，进而还上升到“情至”的境界，因此，杜丽娘主要是慕“情”还魂。《杜丽娘慕色还魂》客观上也有一定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意蕴，但这并不是作者所祈盼的创作期待。而《牡丹亭》的写作，则有前无古人的伟大的理想建构，即大张旗鼓地高举“情至”之大纛，深情地呼唤个性解放。欧洲伟大的思想家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因此，《牡丹亭》所写，正如上所说，是汤显祖所处时代极为严酷而重大的社会问题。《牡丹亭》的主题由此便有质的飞越，如同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作品那样，拥有巨大的思想价值。本来文学作品写情爱，写到男女主人公为情爱而死，不妨说已是情爱描写的极致，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作品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等正是如此;汤显祖却偏还要让杜丽娘为情爱而复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如此写，乃是因为汤显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常人性被极度压抑，高尚、热烈、美丽的情爱奇缺，他因之要借此大力反拨，声嘶力竭地呼唤真情，并热烈地歌颂真情的伟大力量，由此猛烈地批判其对立面，即体现封建礼教、吞噬无数鲜活生命之“理”对自由人性与美好情爱的残酷禁锢与无端扼杀。唯是之故，《牡丹亭》最后一出《圆驾》中杜丽娘所说的“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实曲终奏雅，乃是对杜丽娘这个时代典型人物形象与　《牡丹亭》“情至”主题的进一步升华。《牡丹亭》如此赞赏超越生死的情爱，无疑具有震古烁今无比强大的思想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不仅为古来一切戏剧家所不及，即使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相比，也有其戛戛独造之处，这不能不说是汤显祖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创造。

　　卢森堡说：“没有伟大的个性和伟大的世界观，就没有伟大的艺术。”《牡丹亭》的创作，无疑彰显了汤显祖夫子自道的“伉壮不阿”的伟大个性即伟大人格，与其追求“情至”，即以“情”抗“理”昭示积极人文主义理想的伟大世界观。当代作家要创作出“高峰”之作，就应像汤显祖那样有“把笔安天下”的远大的政治情怀与自觉的使命担当，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大勇的人格精神，敢于抓住时代的核心问题，坚持为人民而写作，同时也必须像汤显祖那样，不满足于既往的艺术传统，而勇于与独特而伟大的艺术创造结缘。《牡丹亭》　尽管是400多年前的戏剧作品，但正如同莎士比亚的许多伟大剧作那样，它给予当代人的创作启示无疑是永恒的。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